郑志新（1915—2001），浙江余杭人。1951年1月参加民建，历任民建第二届杭州分会委员，民建第四、五、六、七届杭州市委会主任委员，民建第八、九届杭州市委会名誉主任委员，民建第一、二届浙江省委会副主任委员，民建第三、四、五届浙江省委会名誉副主任委员，民建第二、三、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民建第五、六届中央咨议委员会委员。继承父业，长期经营茶叶业务，曾任杭州市制茶第一合营公司经理，杭州市工商联副主委兼秘书长，杭州市第一、三、四、五届人民委员会委员，杭州市第六、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杭州市政协第二、三届副主席，第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郑志新出生于1915年2月，余杭闲林镇人。他从小继承父业，从17岁那年起就开始了经营茶叶的生涯，1940年在杭州开设春茂协记茶行，1946年创办全省首家机制茶行春茂联记茶厂，成为杭州制茶工业的先驱。郑志新曾担任民建杭州市委主委长达30年之久，为民建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民建是他的政治生命

    1950年12月，郑志新经唐巽泽、曹湘渠介绍参加了民主建国会。从此，民建就成了他的政治生命。1953年，他当选为民建杭州分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1958年9月，在民建杭州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主任委员。1962年秋，赴北京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思想上、理论上大有进步。1958—1987年间，他历任杭州市民建第四、五、六、七届委员会主任委员。1988年，为使民建杭州市委会工作更好地开展，高风亮节的他主动辞去主任委员职务，把领导工作交给了年富力强的同志，迈出了新老合作交替可喜的第一步，受到了各界人士的赞誉。

    从1951--2001年，在长达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郑志新曾担任民建第二、三、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民建第五、六届中央咨议委员会委员，政协浙江省第三届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委员会常委，民建浙江省委第一、二届副主任委员，杭州市工商联副主委兼秘书长，杭州市农产品采购局副局长，杭州市第一、三、四、五届人民委员会委员，杭州市政协第二、三届副主席，第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市第六、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建浙江省委第三、四、五届名誉副主委，民建杭州市第八、九届名誉主委。

    1952年6月，郑志新被推选赴北京出席中华全国工商联筹备会议。离杭前，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嘱咐大家要认真开好这次会议。途经上海，谭震林、陈丕显、陈毅等领导邀请江、浙两省代表座谈。经过南京时，正在南京的上海市长陈毅又在玄武湖接见了会议代表。郑志新回忆当时的情景内心总是十分激动，他说：陈毅市长穿了一件短袖白汗衫，拿一把芭蕉扇，看到大家就打哈哈。“朋友们受惊了，我今天备便宴为你们压压惊！”陈毅市长又为大家作了形势任务报告，从抗美援朝的胜利谈到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陈毅市长说：我们要消灭的是资产阶级，而不是资本家本人。对民族资本家，我们共产党人是团结、教育、改造。只要跟共产党走，前途是光明的。他希望大家积极经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业，为国家作出贡献。陈市长一席话，语重心长，倍感亲切，使郑志新终生难忘。

    1952年6月20日，全国工商联筹备代表会议在北京开幕，郑志新出席会议，聆听了周恩来总理作的《关于共同纲领总纲》的报告。6月30日，他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这是他平生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内心万分激动，在“五反”运动中受到的委屈一扫而光。1954年，郑志新当选为市工商联副主委，并去北京参加民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号召民建成员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中，要发挥骨干带头模范作用。回杭后，他积极协助党和政府搞好批发商转业改建工作，吸收转业资金，安置人员，创办劳动浴室、大华书场。1955年冬，郑志新参加了全国工商联执委会，毛主席邀请全体执委座谈，要求工商业者“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走社会主义道路”。毛主席一席话，振聋发聩，进一步激发起他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他回想在旧中国受三座大山的压迫，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解放后，生产发展、生活安定。正如周恩来总理说的“普渡众生，同登彼岸”。回到企业后他与同业一起，提出制茶业公私合营的申请。在省政协的一次会议上，他代表同业向市领导表示，“合营后，我们一定齐心守职，服从公方领导”，并当场接受了公私合营的批准书。这时全场欢声雷动，掌声此起彼伏。至此，郑志新在党和民建教育帮助下，成为工商界的骨干分子和领导人，发挥了民建会员模范、带头和桥梁作用，为实现和平改造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58年，郑志新担任了民建杭州市委的主委。

    在十年浩劫中，民建各级组织和广大成员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勒令市民建和工商联机关停止活动，郑志新被造反派勒令回茶厂，他一面要接受没完没了的批斗，人格侮辱，一面要在工厂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在此期间，他学会了开机器、拉煤渣、做煤渣砖，什么脏活重活，他都干。开始他很不习惯，体力上也支撑不了，但一段时间下来，他向工人师傅学习，身体反而比原来更结实了。他白天埋头劳动，晚上刻苦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使自己政治上成熟起来。他坚定地说：“在个人遭受苦难的时候，我只是担心祖国的命运，对共产党没有一点怨恨，因为我相信党，将共产党作为在艰难岁月中的精神支柱。”

    粉碎“四人帮”后，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邓小平同志郑重宣布：原工商业者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正是郑志新梦寐以求的，他心里充满了强烈的幸福感和自豪感。不久，中共中央又召开统战工作会议，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使他深受教育和鼓舞。1979年初，他出席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落实民族工商业者政策的会议。同年秋天，又出席了民建中央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提出“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行动纲领，鼓舞了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新的工作历程。

    1979年民建、工商联开始恢复工作，在郑志新的带领下，民建杭州市委和工商联组织成员中的骨干分子建立每周六的学习制度，主要是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和时事政策，几年来坚持不断，这对提高会员的政治思想觉悟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郑志新十分重视组织建设，亲自做组织发展和基层支部工作。由于“文化大革命”，在长达10多年时间里民建停止组织活动，组织与会员失去了联系，要重新组织起来是十分困难的，他和同志们一起深入基层，主动与街道党委进行研究，先在退休成员居住较集中的长庆街道试点，建立恢复工作以后的第一个支部，推动了全市民建基层组织的迅速建立。通过一段时间工作，民建组织结构出现了可喜的变化。民建市委首先通过钱江业余学校和杭州印染厂作为试点，吸收了一批优秀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入会。新鲜血液的注入，改变了民建的成员结构、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成立了13个企业支部。郑志新带头走访企业党委，走访会员，参加支部组织生活，召开新会员座谈会和举办骨干、新会员读书班，每个支部的建立都倾注了他的心血。当那些文化知识层次较高、年龄较轻的同志不断加入民建组织时，他看到民建组织后继有人，感到无比欣慰。他对新会员特别关爱，很重视对新会员进行会史会章和优良传统的教育，他特地请上海民建的两位副主委董幼娴、汤蒂因来会里作报告。董幼娴副主委是民建成立之初的工作人员，她用生动的历史事实，阐述了民建会的优良传统。汤蒂因是原工商业者，她用自己的切身经历，告诉新会员，民建为什么要坚持不懈地加强自身建设，老一辈民建会员是怎样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两位民建老前辈的谆谆教导，给新会员们注入了极大的动力，他们更加热爱共产党，更加热爱民建会。在郑志新的领导下，民建会形成了新会员入会“三个一”的好传统，就是新会员入会时市委会领导和他谈一次心；入会后请新会员参加一次座谈会；对每个新会员进行一次会史会章、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及方针政策的培训。在新会员面前，他是一位受人尊敬、慈祥的长辈，他对新会员的言传身教至今让不少会员记忆犹新。

    在中共杭州市委统战部的关心支持下，郑志新组织力量，协助有关部门具体落实党的各项统战政策，从而使一大批原工商业者等会员，在政治上恢复名誉，经济上得到补偿，工作上得到安排，生活上得到妥善安置。民建“三大”后，郑志新在“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行动纲领号召下，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带领广大会员活跃在为四化建设服务的岗位上。他们协助上城、下城两区党委、政府创办一批街道企业，安置待业青年，开展咨询服务工作等。当时最缺乏的是人才。市民建和工商联在无资金、无校舍、无教师的条件下白手起家，艰苦办学，开展工商专业培训工作。创办各类业余学校，培养了一大批商业、财务、外贸、建筑等急需的人才。

    邓小平同志发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老干部第一位的任务是选拔中青年干部”的讲话后，特别是提出党的干部不是终身制，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后，郑志新深受启示，认识到民主党派要更好地发挥参政党的作用，必须引进新人，更新思想，更新知识。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1984年他便开始酝酿退让主委职务之事。他的决心很强，主动向中共杭州市委、市委统战部和民建浙江省委会提出自己的打算，并推荐新的接班人选，他的想法得到了党组织领导的支持和鼓励，给了他很大的信心。接着，他又从思想上、组织上在会内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终于在1988年11月实现了民建市委领导班子的新老交替。他主动辞去了主委的职务，程炜同志接任了民建杭州市委的主委。同时，在民建杭州市委副主委、常委、市委委员中也引进了一批知识分子会员，使领导班子的面貌焕然一新。郑志新重事业发展、轻个人进退的高尚品德，再次赢得了广大会员的敬重，为民建会工作的开拓构筑了新的台阶。

    郑志新坚持自我教育的优良传统，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学习时事政治、统战理论和方针政策，直到耄耋之年，他还在努力学习社会发展的新知识、新文化。他平时参加会议很多，他把每一次会议都作为学习的好机会。会前，要看大量的资料，会议期间，认真做好笔记，会后进行复习，思考如何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民建会的工作实际相结合。每年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回来，他都要认真地向会内外进行详细的传达，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他特别喜欢看民建中央和民建省市的刊物，爱不释手，从中了解民建工作的信息。他从年轻时就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只要有点空余时间，我们总能看到他戴了老花眼镜，专心致志地在看书、学文件。据家人回忆，每天晚上是他看报学习的好时光，除了做笔记，还剪报分类，制作成学习手册，供日后工作所用。他还勤于研究，善于写作，留下了很多民建会工作经验体会和宝贵的历史资料。有位叫汪涤的先生还专门收集了郑志新的文稿，编印了一本郑志新工作与学习的书。

    郑志新牢记民建创始人黄炎培关于“责在人先、利居众后”的教导，在他长期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中央、省、市委会领导职务期间，职务对于他来说就是责任。他一贯勤奋工作，兢兢业业致力于党和政府、民建和社会的工作。自我调入民建机关以后，在我眼里，他一直十分忙碌。尽管如此，他仍利用一切机会和会员在一起。他平易近人，能认真地听取会员的意见建议，会员时常来机关看望他，有话即长、无话则短地和他谈谈聊聊，说说心里话，会员都说，见到他感到特别亲切。郑志新退下来后，以良好的心态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他从不干涉市委会新领导班子的决策，抱定一个宗旨——决不倚老卖老，指手画脚。他还常常告诫自己要摆正位置，既不是领导者，也不是局外人，当然更不能袖手旁观，他始终关心民建会工作，有时给新的领导出点主意，提点建议，更多的时候是给予支持。市委会因工作需要，请他主持老龄工作委员会工作时，他欣然答应积极承担，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这项工作做好，让更多的老同志团结在会的周围。

    郑志新“淡泊名利、宁静致远”，无论在位，还是退居二线，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总是从大局出发，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来处理各种事务和矛盾，甚至忍辱负重，主动承担责任。他对名利总看得很淡；对同志他总是心胸开阔，谦虚在前，给予关爱；许多同志反映与郑志新商讨工作容易沟通；他对自己一贯严格要求，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给人留下的感受总是朴实无华；他虽身居高位，但常常在同志们面前剖析自己，敢于作自我批评；他社会联系广泛，但从不以权谋私，惠及家人；他生活俭朴、作风正派、光明磊落、一身正气；他注重晚节，身教重于言教，长者风范俨然。

    郑志新“爱党、爱国、爱会、爱学”。他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民建事业，他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20世纪90年代初，他在一篇《四十年历程》的自述书中说：“经过风风雨雨四十年历程，在回顾与反思中，我要坚定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走下去，走到底，继续发挥好自己微薄的作用。”他确实也是这样做的，努力为杭州市的三个文明建设、为民建会的建设付出了智慧和辛劳。几度春秋，几经磨砺，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无私奉献，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用自己的一生实践了“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行动纲领。

    茶叶是他一生的挚爱

    郑志新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茶叶。茶叶是他一生的挚爱，喝茶、品茶、制茶，经营茶叶、研究茶叶，是他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建立之初，杭州和全国各地一样，面临着恢复经济的严峻形势，1951年春，为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在郑志新的带动下，杭州制茶工商业者走联合经营的道路，接受国家委托，代购毛茶，加工外销茶，出口创汇。经杭州市工商局报请中央私营工商业管理局批准，成立了公私合营杭州制茶第一股份有限公司，郑志新出任公司经理。公司下设7个分厂，1个内销工场，并在上海、天津设办事处，职工1300余人，当年利润达到20万元。合营公司的成立，使杭州的制茶工业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向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发展。1951、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郑志新思想上一度产生了彷徨和动摇，一是因为建国之初他未通过人民银行而抛售黄金，怕以后发现被查处；二是看到国营杭州茶厂建立后，担心自己私营小厂能否立足？甚至感到“国家前途光芒万丈，个人前途暗淡无光”。当时，汤元炳、唐巽泽两位主委了解情况后，多次找他谈心进行帮助。省委统战部也派干部到厂里看望他，向他说明党的政策。政府还派来工作人员，与职工一起帮助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抓好增产节约，提高茶叶产量和质量，使他的企业迅速扭转了亏损局面。郑志新情绪稳定了，心情舒畅了，运动定案时，他被宣布为基本守法户。“五反”运动的教育，使他终生难忘，也让他深深地感到党领导生产、改造企业真有办法。不久，郑志新担任了浙江省茶叶协会副主任、杭州市茶叶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茶叶市场主任、第二届浙江土特产交流会筹备委员。还代表杭州同业先后参加浙江省土特产交流会和华东土特产交流会，对发展经济、繁荣市场起了一定的作用。

    以茶会友，终生得益。郑志新以茶叶为媒体，结识了很多朋友和茶农。郑志新有三位至交，一位是解放前兴华茶业公司的副经理孙晓村，那时孙遭国民党反动派迫害，避难杭州，郑志新经常去看他。孙晓村勉励郑志新，要追求进步，迎接解放。解放后，孙晓村担任过全国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副主席。还有一位是茶业界的老前辈孙友樵，建国后他担任了安徽省民建主委。再有一位是陶秉珍，在大革命时代就参加中国共产党，日本留学回国后，担任祁门茶厂厂长，是郑志新制茶技术上的老师。三位至交，无论在业务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对郑志新有很大的帮助，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

    郑志新一生写了不少研究、宣传、赞扬茶叶的文章，并成为他参政议政的重要内容。直到病重住院期间，还在孜孜不倦地写着杭州茶叶史。他经常在浙江省茶叶协会的刊物《茶人之家》上发表文章。如《虎跑饮茶有感》、《经营茶叶要抓好质、新、快三个字》、《杭州茶叶名店探踪》等等。1985年4月，在参加全国“两会”期间，应《经济日报》邀请，在北京王府井茶馆代表浙江省参加了别开生面的“话茶会”。郑志新兴致勃勃地领先话茶，他说：杭州是茶乡，我们的绿茶，不仅在非洲有传统市场，而且中东的阿曼、科威特，东欧国家也开始向我们要货，这说明杭州茶在国际茶叶市场很有潜力。郑志新还在《浙江民建》上非常有远见地发表了一篇题为“提倡国饮，促进健康”的长篇文章。文章一开头就说杭州是丝茶之府，名实相符，天堂为此增辉。杭州如能召开国际茶文化研讨会，研究茶文化，弘扬茶文化，对提高杭州知名度，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还指出，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我们有责任把浙江绿茶的产量和出口占全国之首的地位和作用充分发挥出来。21世纪的饮料世界将是茶叶饮料的世界，要在国内开拓茶叶饮料销路，使之成为国饮。

    郑志新还以自己数十年经营茶叶的经验，同其他几位同志一起，先后写出《关于改进茶叶产销方面的几点建议》、《提高茶叶质量，争取多创外汇的建议》等，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浙江电视台、浙江省茶叶公司曾专门对他进行访问，同他一起研究具体落实发展茶叶的措施。茶叶成了他参政议政的一个重要内容。

    1991年，中国茶叶博物馆在杭州落成，这更让郑志新为之兴奋。他赞美茶博馆风景如画、茶园飘香，白墙碧瓦、环境幽雅，西湖又增添了一个重要的人文景观。茶博馆开馆那天，郑志新应邀参加，他认为博物馆设茶史、茶萃、茶事、茶具、茶俗5个展，中国茶叶文明及茶文化概况在这里基本得到展示。他还认为茶博馆成立后，一批批中外游客来临，扩大了文化交流，促进了统一战线工作和广泛的联谊活动。郑志新欣然写下《汪庄茶事记》和《翁隆盛茶号杂述》作为茶博馆开馆纪念。

    他是我的领导，更是恩师、朋友

    1983年，组织上把我从学校调到民建机关工作，从那以后，无论郑志新在领导岗位上，还是退休在家里，他始终是我的领导，更是长辈、恩师。他以自己的切身体会教育我，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继承和发扬民建会的优良传统；他以“预则立、不预则废”的工作经验指点我，使我学会怎样做工作；他以“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思想境界影响我，使我一辈子受益匪浅，没齿难忘。

    我写这篇文章，不仅仅是纪念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60周年，也是表达我对郑志新主委的怀念，他的精神和品德永远铭记在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