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巨变 前程似锦
浙江民建、工商联四十年回顾
发布时间:2004-07-09 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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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汤元炳
建国以来,我们国家,我们民主党派、工商联都经历了不平凡的历程。每当我们回忆过去,我为我自己的后半生和曾与我共同奋斗的工商界朋友取得的进步由衷高兴;为我们民建、工商联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团结战斗所取得的成就十分欣慰;为我们的祖国强大、民族振兴,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而无比自豪。回首往事,我们只能得出一条结论,一切归功于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
1949年5月上海刚解放,我决定将官僚资本企业“小中纺”所属的杭江、渝江两纱厂分别交由浙江和四川两省的军管会和人民政府接管。同年6月底我从上海到达杭州,即应邀参加了解放以后第一个纪念中国共产党生日的“七一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浙江各界知名人士廿余人。军管会主任谭震林、副主任谭启龙亲自和我们一起共商恢复发展生产、建设浙江的大计。当时,浙江大陆刚刚解放,困难重重,百端待举,不少私营工商业停工停产。谭震林同志倾听了大家的意见后,即席讲解了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政策,并分析了浙江形势,恳切要求大家解除顾虑,大胆工作,同心协力,为恢复生产,建设浙江多做工作。我们这些长期在国民党独裁专制统治下过来的人,一旦接触到共产党这种民主作风和协商精神,确实令人感奋。但对共产党如何收拾好国民党撂下的烂摊子仍然心存疑虑。就在此时,党和政府以一往无前的气势,一面打击投机倒把,平抑物价,整顿市场,医治战争创伤;一面千方百计扶持私营工商业,没有原料,就清仓查库拨给原料;生产不足,就给予加工订货。产品积压,就由国家收购,并组织“东北华北访问团”打开销路;国营商业压缩30%零售业务,让出市场;此外还调整税目税率,减免部分税种.发放通融扶助贷款等等。更为感人的是广大职工响亡党的号召,组织生产自救,降低工资、节衣缩食,帮助企业度过困难,承受了很大牺牲,使私营企业得以逐渐复苏,迅速恢复生产。大家看到这些驰骋战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但叱咤风云,能征善战,而且能励精图治,建设国家,由衷地感到敬佩。他们那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和无产阶级的宽大胸怀,使我们深受教育,留下了深刻印象。
就在第一次“七一座谈会”后,党和政府对工商界代表人物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通过团结教育,作出人事安排.发展和扩大了爱国统一战线。我被任命为接管后的杭江纱厂经理,不久又调任省政府工矿厅经理室主任兼浙江省公营厂矿联营处经理,还参加了省经济委员会的工作。当时还有成批工商界代表人物被吸收参加省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其时华丰、民丰造纸厂总经理金润庠尚住香港,浙江省领导亲自做了工作,并邀请他回来参加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我当选为省协商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工商界中不少代表人物一批又一批地被选入历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震旦丝织厂经理姚顺甫还一身兼任全国、省、市三级人民代表;包达三同志很早就担任了省政府副主席、副省长;唐巽泽同志担任了省水产厅厅长,俞佐宸、胡海秋等同志也都担任了各地政府的领导工作。我也于1979年当选为浙江省副省长。通过协商推荐,民建、工商联的许多成员也参加了历届省、市人民政协,担任政协委员,有的还担任了副主席。事实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从建国开始就对工商界代表人物委以重任,共商国事;中国各民主党派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一起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社会发展问题的协商,是由来已久,经过长期实践形成的。
团结、教育广大工商业者和实行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项十分光荣而繁重的任务,而党和政府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由工商界自己组织起来推动各项工作。1949年10月24日成立了杭州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我参加并负责筹备工作。接收整顿了旧商会及其所属126个同业公会,通过整顿改组,清除了旧社会遗留的封建行会性旧习,使之成为拥护《共同纲领》,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民间团体,成为党和政府联系工商界的桥梁和纽带。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工商联同业公会在贯彻政府政策法令,协助政府搞好经济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贯彻执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方针政策方面工商联及其同业工会做了大量工作,积极配合政府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安排市场,调整工商业,协调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集中力量辅导生产和改善经营管理。推动工业企业改进生产技术和设备,降低成本,完成加工订货任务,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搞好企业民主管理。推动商业企业革除陋规,端正经营作风,改进经营管理,实行经销代销。根据“合理负担”政策,由同业评议税负,查帐计征,按行业订立《纳税公约》,教育工商界依法纳税,同时协助政府加强市场管理,调整商业网点,实行统一议价。承担了不少政府委托的工作。另一方面,对广大工商业者通过各种形式进行思想教育工作,经常由省、市党政领导同志亲自向工商界做形势任务报告,广泛深人地进行时事政策和爱国守法教育。推动工商界积极参加各项爱国运动,订立《爱国公约》。至1951年11月1日正式成立市工商联。在两年筹备期间就有3646人参加学习会学习,建立了727个时事学习小组,组织3000余人次收听电台工商讲座。有67646人次参加和平签名,四万余人参加了抗美援朝示威游行,还捐献大批慰劳救济金和12架飞机。通过广泛深入地宣传教育,使广大工商业者逐渐消除对新政权的疑虑,提高了爱国主义觉悟,积极拥护并参加各项政治运动,还参加了社会公益事业,并作出了贡献。1952年9月,浙江省筹备成立省工商联,我也参加并负责筹备工作,在此期间,省工商联加强对全省工商业者的团结教育,帮助他们解除“五反”以后的种种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积极发展生产,搞好经营。
中国民主建国会于1945年12月成立。新中国成立后,民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参加新政协.并以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和章程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1950年6月11日,唐巽泽等同志受民建总会的委托筹备成立民建杭州市分会,并在条件成熟后.于1955年4目26日成立由包达三同志任主任委员。民建以工商业界代表人士为主要成员,与省市工商联密切配合,教育培养了大批工商业者骨干分子,在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共同任务中团结合作,发挥了带头模范作用,作出了贡献。
1953年10月,中共中央公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提出要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私有制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对于消灭剥削,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工商界是有疑虑的,但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和平赎买政策,要求通过多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正当大家“十五只吊桶,七上八下”的时候,毛泽东主席于1955年10月29日邀集参加全国工商联执委会的委员到中南海座谈,我也参加了。主题就是如何更适当地进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都参加了会议。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的重要讲话,谆谆教导工商界要把个人前途和国家前途结合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周恩来、陈云、陈毅等领导同志也讲了话,阐明政策,指明前途。这就成了全国工商界接受改造的巨大推动力量。尔后我省各地民建、工商联进行了大规模的总路线教育,将毛泽东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向工商业者及其家属进行广泛宣传,仅杭州市就有三万多人次听了总路线报告。实践证明,虽然在后来公私合营高潮中出现过急过粗的缺点,但是广大工商业者通过总路线教育,提高了觉悟,确实看到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纷纷提出申请公私合营,已是具备了“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条件。当时我担任省工商联(筹)副主委及杭州市工商联主委,亲自参加了这项工作,对党的正确政策更是深有感受的。如在清产核资中,党和政府采取了“宽了”政策(从宽处理,尽量了结),就在这个政策下,杭州市部分私营工商业的对公负债(如欠税等)182万元被免了107万元,一批资不抵债企业全部由国家包下来,国务院还发出通知,复查纠正清产核资中的低估现象,退还高潮中的各种增资。对于发放定息问题,中央采取极为慎重的步骤,反复征求意见,进行充分协商。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八办副主任许涤新同志还在无锡专门邀集华东地区部分工商联负责人荣毅仁、刘靖基,郭棣活,王性尧、张敬礼,陈邃衡、程秉文等和我约l0人一起磋商,听取大家意见,最后由中央决定;定息五厘,七年不变,到期再议(后改为十年)。还规定个别需要提高的可以超过,老公私合营企业已超过五厘的不予降低,不到五厘的提高到五厘。在贯彻中,各级地方政府又与工商联就息率、起息时间等问题进行协商,然后向全体工商业者宣讲政策原则,宣布发息以前如需调整资产的还可以重新调整核实资产。对这样深入细致,认真负责的作风和层层协商作出的决定,大家都感到“仁至义尽”, “吃了定心丸”,工商界连同他们的家属无不皆大欢喜。
随着我国社会这一巨大深刻的变革,原工商业者的地位起了根本变化。在人事安排中,党和政府将原工商业者全部包下来,根据“量才使用,适当照顾”的原则,参加社会主义企业的各项工作,同时通过提名协商,一大批原工商业者被安排在各级政府和企业的领导岗位,这又推动了原工商业者的世界观改造。一方面在企业参加管理和生产实践,同工人打成一片;另一方面,工商联和民建一起办了政治学校,学习理论,弄懂弄通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在党的教育帮助下,大家通过学习,联系实际,找到一条真理,叫做“听、跟、走”,即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广大的工商界朋友就是靠掌握了这一条真理,才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劫难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始终相信党的领导,和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得到了党和全国人民“难能可贵”的高度评价。有一次,我和中央统战部的老部长李维汉同志谈到在共产党的教育帮助下工商界取得的进步时,李部长坦诚地认为;这和你们自己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你们提出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三自”方针(即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是正确的,内因为主,外因为辅,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这番话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至今言犹在耳,无限温暖。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和发展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文革”中和历史上大批冤假错案都作了平反,许多遗留下来的政策问题都得到了复查落实,而这一切又都是中国共产党自己提出来加以纠正的。打开古今中外的历史,有哪一个政党有如此伟大的胸怀和气魄o
1979年,我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聆听了邓小平同志的讲话。他高瞻远瞩地分析了我国社会阶级状况的根本变化,特别指出:“我国的资本家阶级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对我国各民主党派,小平同志在高度评价其历史贡献同时,也指出:“现在它们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
中国共产党对工商业者和民主党派的这一科学分析和高度评价,在原工商业者中是反响强烈,感铭肺腑的。早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后大家就产生过“感恩图报”的心情,至此.大家对共产党的这种拥戴心情达到了新的高度,提出了“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行动纲领。许多人在岗位工作中兢兢业业,艰苦奋斗,作出成绩,报效祖国。不少人为支援国家建设人才的需要,积极办学:1979年省民建、工商联就创办了“钱江业余学校”,尔后又与有关部门联合,创办了丝绸工艺学校。全省各地民建、工商联共办学校16所,十年间培育了五万名学员。省市民建、工商联还从社会需要和自身条件出发,举办了一系列专业培训班和讲座,为企业单位培训了大批职工,提高职工素质。各地还在调查的基础上,对各行各业开展经济咨询服务,提出办好企业、振兴行业的意见建议,帮助解决生产技术问题,提高产品质量,开放新产品,推销积压产品,并帮助企业健全财务制度,改善经营管理。这种咨询服务还扩大到省外,与支援老、少、边、穷地区结合起来。不少退休的老同志则以“报国之日苦短,报国之心倍切”的心情,发挥各自所长,帮助街道等创办企业,为发展生产,扩大劳动就业作出贡献。所有这些工作都得到了党政领导部门和社会的赞扬。我于1983年亲自带领了调查组对杭州市民建街道支部协办的25家企业作了调查,使我深深感到,只有党的政策和温暖深入人心,才真正激发起这样昂扬的爱国热情和积极性,使广大工商业者的聪明和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也实现了他们的报国之志。
1979年初,我省党政领导为了贯彻对外开放政策,发挥本省地处东南沿海尤其是旅居海外的侨胞较多的优势,决定尽快组建一个从事联系推动和组织引导离华侨和港澳同胞为重点的外资前来浙江投资建设并直接由省政府领导的经济机构,当时定名为“浙江省华侨投资公司”,省政府将此重任委托于我,由我担任总经理,俞佐宸、竺培农担任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对于“信贷投资”这项新兴事业我们是一无经营经验,二无资金基础,困难不少。但为了国家建设,振兴浙江的需要,我和一些热心的同志毅然挑起了重担,积极筹备,依靠工商界落实政策中发还的部分自有资金,举办爱国建设信托业务,并联系吸收了香港等地有关人士资金,共筹集资金800余万元,又主动出访西欧浙籍侨胞筹资200余万美元,1982年又根据形势发展改名为“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大家群策群力,艰苦创业,终于使公司成为我省从事国际国内以金融活动为主的一个综合性经济组织,为我省发展外向型经济作出了贡献。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统一战线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邓小平同志对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理论政策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提出了多党合作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和优点,在他的关怀和指示下,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这个《意见》使建国四十年来的多党合作,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恢复和发展多党合作的实践经验和“文革”前长期合作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制度化、经常化。《意见》中规定的各项政策措施正在逐步落实,我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正在向前发展。我们民主党派只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中共和民主党派长期战斗合作凝成的血肉联系就会不断巩固和发展。我们欣幸生逢盛世,也深感党和政府对民主党派、工商联寄予期望的殷切,身负历史责任的重大。我曾多次和中共浙江省委领导同志谈到民主党派、工商联加强自身建设问题,省委领导是那样热情鼓励和支持。凡是浙江的大政方针,省委总是协商于决策之前,倾听民主党派的意见,对民主党派的工作和进步,各级党组织也都关怀备至,给予支持。近两年来,民建省委会、省工商联和各地组织积极参政议政,就我省产业结构调整,我省国民经济十年规划, “八五”计划的思路,搞活大中型国营企业、治理整顿商品流通渠道、乡镇企业健康发展,保持经济适度增长、推进科技进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经过深入调查研究,通过省市部分经济专家的论证,向政府积极提出意见建议,受到领导同志的赞扬。最近,省民建、工商联还和省商业厅等联合举行“全省深化商业体制改革讨论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为民主党派、工商联直接与政府对口联系、交换意见,共商对策走出了新的路子。
时代在发展,历史在前进。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对我国多党合作将会注入新的活力,提出新的要求,民建、工商联在未来岁月是大有可为的。同时,也应看到,国内外敌对势力正在政治、思想、文化、经济等广泛领域加紧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进行渗透和颠覆活动;他们还妄图诋毁我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基本制度,搞反对党。
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遵循民建中央五届二中全会所指出的,无论在多么错综复杂的情况下,都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任何时候决不改变;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任何时候决不背离,坚决同任何企图搞反对党和鼓吹搞资本主义化的思想、活动划清界限,坚持斗争。我们坚信,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我们祖国的前途是光明灿烂的,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为之共同奋斗的社会主义事业,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更伟大的胜利。
1949年5月上海刚解放,我决定将官僚资本企业“小中纺”所属的杭江、渝江两纱厂分别交由浙江和四川两省的军管会和人民政府接管。同年6月底我从上海到达杭州,即应邀参加了解放以后第一个纪念中国共产党生日的“七一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浙江各界知名人士廿余人。军管会主任谭震林、副主任谭启龙亲自和我们一起共商恢复发展生产、建设浙江的大计。当时,浙江大陆刚刚解放,困难重重,百端待举,不少私营工商业停工停产。谭震林同志倾听了大家的意见后,即席讲解了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政策,并分析了浙江形势,恳切要求大家解除顾虑,大胆工作,同心协力,为恢复生产,建设浙江多做工作。我们这些长期在国民党独裁专制统治下过来的人,一旦接触到共产党这种民主作风和协商精神,确实令人感奋。但对共产党如何收拾好国民党撂下的烂摊子仍然心存疑虑。就在此时,党和政府以一往无前的气势,一面打击投机倒把,平抑物价,整顿市场,医治战争创伤;一面千方百计扶持私营工商业,没有原料,就清仓查库拨给原料;生产不足,就给予加工订货。产品积压,就由国家收购,并组织“东北华北访问团”打开销路;国营商业压缩30%零售业务,让出市场;此外还调整税目税率,减免部分税种.发放通融扶助贷款等等。更为感人的是广大职工响亡党的号召,组织生产自救,降低工资、节衣缩食,帮助企业度过困难,承受了很大牺牲,使私营企业得以逐渐复苏,迅速恢复生产。大家看到这些驰骋战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但叱咤风云,能征善战,而且能励精图治,建设国家,由衷地感到敬佩。他们那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和无产阶级的宽大胸怀,使我们深受教育,留下了深刻印象。
就在第一次“七一座谈会”后,党和政府对工商界代表人物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通过团结教育,作出人事安排.发展和扩大了爱国统一战线。我被任命为接管后的杭江纱厂经理,不久又调任省政府工矿厅经理室主任兼浙江省公营厂矿联营处经理,还参加了省经济委员会的工作。当时还有成批工商界代表人物被吸收参加省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其时华丰、民丰造纸厂总经理金润庠尚住香港,浙江省领导亲自做了工作,并邀请他回来参加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我当选为省协商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工商界中不少代表人物一批又一批地被选入历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震旦丝织厂经理姚顺甫还一身兼任全国、省、市三级人民代表;包达三同志很早就担任了省政府副主席、副省长;唐巽泽同志担任了省水产厅厅长,俞佐宸、胡海秋等同志也都担任了各地政府的领导工作。我也于1979年当选为浙江省副省长。通过协商推荐,民建、工商联的许多成员也参加了历届省、市人民政协,担任政协委员,有的还担任了副主席。事实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从建国开始就对工商界代表人物委以重任,共商国事;中国各民主党派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一起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社会发展问题的协商,是由来已久,经过长期实践形成的。
团结、教育广大工商业者和实行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项十分光荣而繁重的任务,而党和政府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由工商界自己组织起来推动各项工作。1949年10月24日成立了杭州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我参加并负责筹备工作。接收整顿了旧商会及其所属126个同业公会,通过整顿改组,清除了旧社会遗留的封建行会性旧习,使之成为拥护《共同纲领》,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民间团体,成为党和政府联系工商界的桥梁和纽带。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工商联同业公会在贯彻政府政策法令,协助政府搞好经济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贯彻执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方针政策方面工商联及其同业工会做了大量工作,积极配合政府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安排市场,调整工商业,协调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集中力量辅导生产和改善经营管理。推动工业企业改进生产技术和设备,降低成本,完成加工订货任务,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搞好企业民主管理。推动商业企业革除陋规,端正经营作风,改进经营管理,实行经销代销。根据“合理负担”政策,由同业评议税负,查帐计征,按行业订立《纳税公约》,教育工商界依法纳税,同时协助政府加强市场管理,调整商业网点,实行统一议价。承担了不少政府委托的工作。另一方面,对广大工商业者通过各种形式进行思想教育工作,经常由省、市党政领导同志亲自向工商界做形势任务报告,广泛深人地进行时事政策和爱国守法教育。推动工商界积极参加各项爱国运动,订立《爱国公约》。至1951年11月1日正式成立市工商联。在两年筹备期间就有3646人参加学习会学习,建立了727个时事学习小组,组织3000余人次收听电台工商讲座。有67646人次参加和平签名,四万余人参加了抗美援朝示威游行,还捐献大批慰劳救济金和12架飞机。通过广泛深入地宣传教育,使广大工商业者逐渐消除对新政权的疑虑,提高了爱国主义觉悟,积极拥护并参加各项政治运动,还参加了社会公益事业,并作出了贡献。1952年9月,浙江省筹备成立省工商联,我也参加并负责筹备工作,在此期间,省工商联加强对全省工商业者的团结教育,帮助他们解除“五反”以后的种种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积极发展生产,搞好经营。
中国民主建国会于1945年12月成立。新中国成立后,民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参加新政协.并以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和章程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1950年6月11日,唐巽泽等同志受民建总会的委托筹备成立民建杭州市分会,并在条件成熟后.于1955年4目26日成立由包达三同志任主任委员。民建以工商业界代表人士为主要成员,与省市工商联密切配合,教育培养了大批工商业者骨干分子,在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共同任务中团结合作,发挥了带头模范作用,作出了贡献。
1953年10月,中共中央公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提出要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私有制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对于消灭剥削,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工商界是有疑虑的,但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和平赎买政策,要求通过多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正当大家“十五只吊桶,七上八下”的时候,毛泽东主席于1955年10月29日邀集参加全国工商联执委会的委员到中南海座谈,我也参加了。主题就是如何更适当地进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都参加了会议。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的重要讲话,谆谆教导工商界要把个人前途和国家前途结合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周恩来、陈云、陈毅等领导同志也讲了话,阐明政策,指明前途。这就成了全国工商界接受改造的巨大推动力量。尔后我省各地民建、工商联进行了大规模的总路线教育,将毛泽东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向工商业者及其家属进行广泛宣传,仅杭州市就有三万多人次听了总路线报告。实践证明,虽然在后来公私合营高潮中出现过急过粗的缺点,但是广大工商业者通过总路线教育,提高了觉悟,确实看到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纷纷提出申请公私合营,已是具备了“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条件。当时我担任省工商联(筹)副主委及杭州市工商联主委,亲自参加了这项工作,对党的正确政策更是深有感受的。如在清产核资中,党和政府采取了“宽了”政策(从宽处理,尽量了结),就在这个政策下,杭州市部分私营工商业的对公负债(如欠税等)182万元被免了107万元,一批资不抵债企业全部由国家包下来,国务院还发出通知,复查纠正清产核资中的低估现象,退还高潮中的各种增资。对于发放定息问题,中央采取极为慎重的步骤,反复征求意见,进行充分协商。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八办副主任许涤新同志还在无锡专门邀集华东地区部分工商联负责人荣毅仁、刘靖基,郭棣活,王性尧、张敬礼,陈邃衡、程秉文等和我约l0人一起磋商,听取大家意见,最后由中央决定;定息五厘,七年不变,到期再议(后改为十年)。还规定个别需要提高的可以超过,老公私合营企业已超过五厘的不予降低,不到五厘的提高到五厘。在贯彻中,各级地方政府又与工商联就息率、起息时间等问题进行协商,然后向全体工商业者宣讲政策原则,宣布发息以前如需调整资产的还可以重新调整核实资产。对这样深入细致,认真负责的作风和层层协商作出的决定,大家都感到“仁至义尽”, “吃了定心丸”,工商界连同他们的家属无不皆大欢喜。
随着我国社会这一巨大深刻的变革,原工商业者的地位起了根本变化。在人事安排中,党和政府将原工商业者全部包下来,根据“量才使用,适当照顾”的原则,参加社会主义企业的各项工作,同时通过提名协商,一大批原工商业者被安排在各级政府和企业的领导岗位,这又推动了原工商业者的世界观改造。一方面在企业参加管理和生产实践,同工人打成一片;另一方面,工商联和民建一起办了政治学校,学习理论,弄懂弄通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在党的教育帮助下,大家通过学习,联系实际,找到一条真理,叫做“听、跟、走”,即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广大的工商界朋友就是靠掌握了这一条真理,才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劫难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始终相信党的领导,和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得到了党和全国人民“难能可贵”的高度评价。有一次,我和中央统战部的老部长李维汉同志谈到在共产党的教育帮助下工商界取得的进步时,李部长坦诚地认为;这和你们自己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你们提出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三自”方针(即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是正确的,内因为主,外因为辅,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这番话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至今言犹在耳,无限温暖。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和发展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文革”中和历史上大批冤假错案都作了平反,许多遗留下来的政策问题都得到了复查落实,而这一切又都是中国共产党自己提出来加以纠正的。打开古今中外的历史,有哪一个政党有如此伟大的胸怀和气魄o
1979年,我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聆听了邓小平同志的讲话。他高瞻远瞩地分析了我国社会阶级状况的根本变化,特别指出:“我国的资本家阶级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对我国各民主党派,小平同志在高度评价其历史贡献同时,也指出:“现在它们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
中国共产党对工商业者和民主党派的这一科学分析和高度评价,在原工商业者中是反响强烈,感铭肺腑的。早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后大家就产生过“感恩图报”的心情,至此.大家对共产党的这种拥戴心情达到了新的高度,提出了“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行动纲领。许多人在岗位工作中兢兢业业,艰苦奋斗,作出成绩,报效祖国。不少人为支援国家建设人才的需要,积极办学:1979年省民建、工商联就创办了“钱江业余学校”,尔后又与有关部门联合,创办了丝绸工艺学校。全省各地民建、工商联共办学校16所,十年间培育了五万名学员。省市民建、工商联还从社会需要和自身条件出发,举办了一系列专业培训班和讲座,为企业单位培训了大批职工,提高职工素质。各地还在调查的基础上,对各行各业开展经济咨询服务,提出办好企业、振兴行业的意见建议,帮助解决生产技术问题,提高产品质量,开放新产品,推销积压产品,并帮助企业健全财务制度,改善经营管理。这种咨询服务还扩大到省外,与支援老、少、边、穷地区结合起来。不少退休的老同志则以“报国之日苦短,报国之心倍切”的心情,发挥各自所长,帮助街道等创办企业,为发展生产,扩大劳动就业作出贡献。所有这些工作都得到了党政领导部门和社会的赞扬。我于1983年亲自带领了调查组对杭州市民建街道支部协办的25家企业作了调查,使我深深感到,只有党的政策和温暖深入人心,才真正激发起这样昂扬的爱国热情和积极性,使广大工商业者的聪明和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也实现了他们的报国之志。
1979年初,我省党政领导为了贯彻对外开放政策,发挥本省地处东南沿海尤其是旅居海外的侨胞较多的优势,决定尽快组建一个从事联系推动和组织引导离华侨和港澳同胞为重点的外资前来浙江投资建设并直接由省政府领导的经济机构,当时定名为“浙江省华侨投资公司”,省政府将此重任委托于我,由我担任总经理,俞佐宸、竺培农担任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对于“信贷投资”这项新兴事业我们是一无经营经验,二无资金基础,困难不少。但为了国家建设,振兴浙江的需要,我和一些热心的同志毅然挑起了重担,积极筹备,依靠工商界落实政策中发还的部分自有资金,举办爱国建设信托业务,并联系吸收了香港等地有关人士资金,共筹集资金800余万元,又主动出访西欧浙籍侨胞筹资200余万美元,1982年又根据形势发展改名为“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大家群策群力,艰苦创业,终于使公司成为我省从事国际国内以金融活动为主的一个综合性经济组织,为我省发展外向型经济作出了贡献。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统一战线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邓小平同志对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理论政策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提出了多党合作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和优点,在他的关怀和指示下,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这个《意见》使建国四十年来的多党合作,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恢复和发展多党合作的实践经验和“文革”前长期合作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制度化、经常化。《意见》中规定的各项政策措施正在逐步落实,我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正在向前发展。我们民主党派只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中共和民主党派长期战斗合作凝成的血肉联系就会不断巩固和发展。我们欣幸生逢盛世,也深感党和政府对民主党派、工商联寄予期望的殷切,身负历史责任的重大。我曾多次和中共浙江省委领导同志谈到民主党派、工商联加强自身建设问题,省委领导是那样热情鼓励和支持。凡是浙江的大政方针,省委总是协商于决策之前,倾听民主党派的意见,对民主党派的工作和进步,各级党组织也都关怀备至,给予支持。近两年来,民建省委会、省工商联和各地组织积极参政议政,就我省产业结构调整,我省国民经济十年规划, “八五”计划的思路,搞活大中型国营企业、治理整顿商品流通渠道、乡镇企业健康发展,保持经济适度增长、推进科技进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经过深入调查研究,通过省市部分经济专家的论证,向政府积极提出意见建议,受到领导同志的赞扬。最近,省民建、工商联还和省商业厅等联合举行“全省深化商业体制改革讨论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为民主党派、工商联直接与政府对口联系、交换意见,共商对策走出了新的路子。
时代在发展,历史在前进。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对我国多党合作将会注入新的活力,提出新的要求,民建、工商联在未来岁月是大有可为的。同时,也应看到,国内外敌对势力正在政治、思想、文化、经济等广泛领域加紧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进行渗透和颠覆活动;他们还妄图诋毁我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基本制度,搞反对党。
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遵循民建中央五届二中全会所指出的,无论在多么错综复杂的情况下,都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任何时候决不改变;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任何时候决不背离,坚决同任何企图搞反对党和鼓吹搞资本主义化的思想、活动划清界限,坚持斗争。我们坚信,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我们祖国的前途是光明灿烂的,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为之共同奋斗的社会主义事业,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更伟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