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已是八十有二的耄耋老人，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特别是建国五十年来走过的路程，不禁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今天，我从一个旧时工商业者家庭妇女成为一名政协委员，成为一名与中国共产党长期亲密合作、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民主人士，这完全归功于党多年来的培养和教育，归功于民建、工商联的关怀和帮助，当然，也离不开自己今生无悔无憾的选择。这个选择，就是坚定不移地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 　　　　　　　　　　　　　　
　                                    一
    1949年初，解放战争接近尾声，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强渡长江，给沪甬人民带来了曙光。国民党大势已去，全军溃败。在甬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纷纷溃逃舟山、台湾。一些工商企业家也纷纷将财产和资金转移到香港或海外。面对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前途，在“去”与“留”的问题上，我和俞佐宸不知所措。说实话，当时我们虽然对国民党的幻想已经破灭，但是对共产党的政策还不十分了解。不走吧，作为曾任过国民党“国大代表”的佐老也很怕；走吧，所经营的宁波市工商金融业的十多家工厂、企业、银行、商店怎么办?这是佐老一生用心血经营起来的事业，怎舍得一走了之!正在疑虑重重、彷徨不定的时候，在四明山的党组织通过沈曼卿的关系传口讯给我们，希望我们留下来保护好工厂、企业，迎接解放。眷恋故土，热爱祖国，富有民族气节的佐老决定留居上海。
    不久，上海解放。我们亲眼目睹解放军秋毫无犯的严明纪律。他们不入商店，不进民宅，合衣露宿街头水泥地的情景使我们感慨不已。佐老说：“共产党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贪财，这样好的军队，这样的政党一定能得天下，也会治理好国家。”1949年5月25日，宁波解放，6月初，佐老接到宁波市军管会的电报，邀请他回家乡宁波工作。于是，俞佐宸带着我，结束了近半个多世纪激浪逆流的旧时工商业者生涯，开始了新的生活。 　　　　　　　　　　　　　　
　                                      二
    回到宁波后，佐老积极投身到建设新中国的洪流之中，决心实践自己报效祖国的宏愿。解放初，党和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安定人心，医治战争创伤，在此基础上恢复和发展生产，为适应形势之需要，团结全时工商业者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而奋斗，作为政府和工商业者之间的桥梁和纽带的宁波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委会应运而生。1950年1月，市军管会和人民政府先后召集了旧商会和旧同业公会事理及各类代表座谈，充分肯定了宁波市工商界在解放初的“反轰炸”、平抑物价飞涨、稳定人心和维护社会安定、支前工作等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和所作的积极贡献。在协商基础上，成立了以金臻庠为主委，俞佐宸、洪宸笙为副主委，柳璋为秘书长的工商联筹委会。
    筹委会成立后，佐老和一批爱国的工商界人士与党和人民政府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在劳军支前、支援灾区、认购人民折实公债、抗美援朝等各项活动中积极参与，热情高涨。佐老带头身体力行，四处奔波，宣传动员广大工商业者为国分忧，为民解难。
    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恢复，“三反”、“五反”运动的伟大胜利，1953年党在全国各阶层人民中间展开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运动，其实质就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年，宁波市民建筹委会、市工商联先后成立，佐老分别担任两会主委。年底，佐老赴京参加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大会的精神极大地鼓舞了他。回来后，即在上海邀请宁波和丰纱厂、太丰面粉厂、冷藏公司、永耀电力公司和四明电话公司等主要企业的负责人，商议提出公私合营的申请，很快得到市委批准。这也是宁波市第一批公私合营企业。佐老积极要求进步的表现，得到党、政府和人民的肯定。年底，他被选为宁波市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之后，又历任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常委，省民建、省工商联副主委。
    1956年，全国掀起了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全面改造高潮。佐老动员我一定要出来参加工作。经过多年朝夕相伴的共同生活，佐老爱国思想的潜移默化，解放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的耳濡目染，我完全相信和理解佐老的选择和想法。我说：“我服侍好您，全力支持您的工作，是我的心愿，这也是间接地为人民服务呀!”再说我文化程度不高，顾虑很大，也不愿出头露面。可是，佐老耐心地开导我说：“现在有的工商业主想通了．就是老婆舍不得自己的企业，拖丈夫后腿，不肯合营。我带头，你是我的家属也要带头，你要和家属们交朋友、谈心，做好动员工作。其他地方的工商界头头家属都参加了工作，大家都要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你也不能例外啊！” 　　这年，我先后加入了民建、工商联组织。 　　　　　　　　　　　　　　
　　                                   三
    参加“两会”组织以后，使我终身铭记的一件事便是到北京参加工商界家属代表大会。第一次到首都北京，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并聆听了周总理和邓大姐的教诲，这是我今生最感荣幸的事。
    记得那是1956年3月29日，全国工商联与全国妇联和民建中央联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工商业者家属和女工商业者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各省市代表和列席人员共千余人。港澳工商界妇女观光团及其家属和各国驻华使节夫人也应邀参加了会议。浙江代表团由省民建、省工商联副主委汤元炳夫人张元和任团长，杭州、宁波、嘉兴、温州4个地区各选一名代表分别任副团长，我也是副团长之一。我们宁波地区的代表15人，由市妇联主任竺冠玉带队到杭州集中后同行。赴京之前，我心里一直惴惴不安，作为一名家庭妇女，与外界接触也少，能做好社会工作吗?在京的短短几天时间，我便被大会宏伟的场面和热烈的气氛所感染，所激动。大会由全国妇联副主席许广平致开幕词，全国民主妇联副主席邓颖超作《跟着祖国前进，为社会主义贡献力量》的报告。会议畅谈了妇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交流了经验。中共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工商界妇女和家属工作，4月2日，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会见了与会人员并合影留念。会议期间，我作为大会文件起草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还十分荣幸地与邓大姐进行了接触、交流。当时起草委员会成员中有不少像我一样刚踏人社会，涉世较浅的家庭妇女，对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理解不深不透。邓大姐好像看出我们的心思，一次与我们共进午餐时亲切地说：“总理让我向大家问好，并让我与大家说说思想改造问题。总理常说，每个人都需要学习，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改造自己，凡要求学习的人都应该有这样一个起码的认识，不要一听到‘改造’二字就觉得刺耳嘛”。邓大姐还以自己为例，深入浅出地说，就拿我来说吧，从战争年代过来，要适应今天和平年代建设的环境，与你们这些太太们交朋友，也需要不断学习，不断改造。她接着说，你们这些从各地来的工商业者的家属姐妹们，只要好好学习，跟上形势，就一定能做好教育子女，勤俭持家，帮助丈夫由剥削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工作。她还鼓励我们，周总理曾经说过，只要决心改造自己，不论你是怎样从旧社会过来的，都可以改造好……在旧社会生活过较长时间的人，会带来很多旧的东西，要求一下子把旧的影响肃清，这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不断斗争中不断进行自我改造，才能求得不断进步。
    邓大姐代表总理说的这一番话使我深受教育，不但消除了我心中的顾虑，同时给了我无穷的力量。这次会议也是深刻触及我思想的一次转折点，从此我在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也懂得了做人的意义和价值。
    从北京回来后，我整整花了一个通宵，起草传达报告，第二天在宁波市人民大会堂进行了这次会议精神的传达，全市有线广播还作了转播，各店铺都能听到。这次会议后，宁波市工商联也随之成立了家属妇女工作委员会，我担任了主任委员，阮瑞珍、戴新安任副主任委员，办公室设在市工商联，一名干部配合我们开展工作。我们将全市工商界家属分4个区，又按区分10个小组，每周组织一次学习活动，我们三个人分别到组参加学习。学习内容是有关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和文章，讨论上级新精神，“化阻力为动力”帮助丈夫接受改造，早日成为工人阶级一分子，教育子女成为五好家属，听党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此外，我们还组织家属们参加“抗台”(台风)、“双抢”(抢收、抢种)，搞卫生等劳动。那段日子里，工作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可是佐老鼓励我、支持我一定要做好这项工作。他对我讲：“你一定要记住，你做工作是尽义务的，是没有报酬的。还要带点钱在身边。因为宁波的资本家最大的也就3000元资本，家里并不富裕，经济负担重。人家生活还没安排好，你怎么动员家属们出来呢。有困难的家里，你要尽量帮助人家。你要放下大老板太太的架子，坚持每天上班”。从此，我不穿好的衣服，大家给了我一个外号，叫“黑白蓝”。我起早落夜奔忙，每天步行走门串户，东至白鹊桥，西到望春桥，南至永宁桥，北到下白沙，几乎跑遍了市区各个角落。我到工商界人士家中和他们的家属谈心，交朋友，一边攀谈家常，帮做家务，联络感情。碰到家庭困难的，送点钱予以接济。我的真诚换取了家属们的信任。通过党的政策教育，在我们的动员下她们纷纷走出家门，走向社会，心国家大事。
    这项工作使我熟悉了宁波的街街弄弄，也使我摸清了市区工商界上千户家属的家庭经济收入、人员情况等底细，并一一将这些掌握的材料编成几大本厚厚的册子，使我们的工作视野更加开阔了。这项工作一直坚持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 　　　　　　　　　　　　　　　　　　　

                                        四
    1966年，祸国殃民的十年动乱开始，佐老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看到已年届八旬的佐老被挂黑牌批斗、游街，我难过得心快碎了。但佐老却仍是那样平静，那样自信。他对我说：“我们要相信共产党，雨过天会晴的。”他对党的一颗赤诚的心，再一次深深地感染着我。我们互相支持着鼓励着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
    在“文革”中，年过半百的我代替佐老到和丰纱厂接受劳动改造整整两年。这期间，我接触了工人群众，也经受了劳动的考验。每当遇到困难，身处逆境时，我总会想起周总理和邓大姐的教诲，不断学习，不断改造，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1976年，“文革”结束，历史又踏入了正常的发展轨道。党和人民没有忘记我们这些民主人士，佐老重新当选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委。我也被先后安排为市妇联执委和省妇代会代表，市政协委员、常委，省市工商联常委、市民建常委等职。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吹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年愈90高龄的佐老看到祖国的宏伟蓝图和大好前景，仍壮心不已。1980年，他和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王宽诚共同发起，在宁波、香港两地创办了“甬港联谊会”。从此，甬港同乡之间联谊的大门逐步打开。之后，佐老和我又协助汤元炳等创办了“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此时的佐老已感到力不从心，我便开始担负起代表佐老回复信件和出席各种社会活动的工作。
    1981年，为了进一步加强甬港之间的联系，我代表宁波甬港联谊会会长俞佐宸随宁波市经济考察团赴港访问。考察团由原市计委负责人李彬任团长，周信涛、崔汉章和我代表工商界，还有其他方面同志共七人组成。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宁波市第一次组团赴港访问，影响很大。香港各大报均以“热烈欢迎宁波工商贸易团赴港考察”为大幅标题予以报道，工商界上层人士都出面迎接，包兆龙、包玉刚父子分别接见并宴请考察团一行。王宽诚还专设家宴款待，热情非常。陈廷骅，赵安中，安子介等知名人士均陪同接待。在抵港当天的晚宴上，王宽诚以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身份讲话，欢迎我们的到来。我代表俞佐宸先生也讲了话，我说：“第一，我代表佐老向老朋友们问好并感谢各位的盛情款待；第二，欢迎大家回家乡走走看看。” 
    我在香港的几天里，香港工商界甬籍人士的太太们经常围着我问有关家乡的情况。她们怀着对佐老的敬重称呼我为大姐。太太们不敢相信我已年愈六旬还这么年轻精神，要我讲讲一天忙些什么。我告诉她们总是忙些妇女和儿童福利的事，如宁波市妇联要办妇女儿童医院，盖乡村小学和幼儿园等。我还用自己的亲身体会告诉她们共产党的政策十分好，我和佐老生活得很愉快。没想到这次赴港访问使我与香港工商界太太们结下了不解情缘。
    第二年，刘浩清夫人孔爱菊等人来宁波参观，在参观天一阁看到俞佐宸无偿捐赠给国家的许多文物古迹时十分感动，她表示回港后联络甬籍太太们也要为家乡尽点心力。之后，每年都有许多港胞观光团来甬，他们在观赏家乡风光的同时，也关心家乡的建设和公益事业。我利用这些时机，用自己的一片诚心去联络在港“宁波帮”的感情，并深交了一批香港甬籍上层人土的夫人。
    1985年，佐老不幸去世，享年94岁。他临终前对我说：“竹君，我俩相知相伴五十年了，我今生已很满足。今后将我的工作接下去的只有你了，你要记住，要相信党，要跟着党走啊！”我唯有照着佐老的临终嘱咐去做，才是对他最好的告慰。
    不久，组织上安排我连续担任了第八、九、十届政协副主席，分管“三胞”联谊工作，同时我又先后担任了市工商联、市民建两会副主委、甬港联谊会副会长，名誉会长、会长等职。我深知这是党和人民对我的信任，也是对我的重托，晚年的我决心为宁波的对外开放不遗余力做出贡献。
    近几年来，我结交了港胞六姐妹，我们真诚相待胜过亲情，我作为大姐和刘孔爱菊、姚邹星缘、李孙文英、顾水文梅、顾张肇兰、孙周月琴义结金兰。她们都有一颗爱国爱乡之心，姐妹们争先恐后为宁波的建设慷慨捐资，如建立宁波艺术培训中心，宁波越剧发展基金、宁波宝韵幼儿园、样星幼儿园、达敏学校、爱菊艺校、孙文英小学、甬江财经高等专科学校、金兰科技综合楼，以及为家乡医院、学校等捐赠器械设备等等。既资助了我市的文教卫生事业，又满足了六个姐妹造福桑梓的心愿。原市政协副主席、八旬老人毛翼虎先生曾赋诗志贺，曰：　　　　

    “七尊仙女上瑶台，尘劫沧桑阅几回。　　　　　

    海屋添筹延玉历，星缠绕铺照金杯。　　　　　

    耐寒原矢青松操，结义敢忘巾帼才。　　　　　

    岁岁年年花似锦，年年岁岁寿筵开!”

    1989年春夏之交，国内发生了政治风波。引起了香港及海外宁波籍乡亲们的担忧，他们不明真相，以为国内又发生了第二次“文革”。当时，我正好患带状疱疹在家病休，晚上刘太孔爱菊多次打来电话，待我从床上下来到门口接电话时，电话又断了。第二天，时任市委副书记的叶承垣同志来探望我时了解到此情况后，马上派人将电话接到我床头，并请我做做香港太太们的工作。随后又有电话从香港打来问我到底好不好，宁波的局面是否也乱七八糟的，说只有我的话才能使他们相信等等。我回答说，我生病了，现在好好地躺在床上休息呢!宁波很平静。希望你们不要听信谣传，“百闻不如一见”，最好来看看就清楚了。我又写信给其他朋友们，实事求是地告诉他们真相。不久，我带宁波“小百花”先后三次赴香港访问演出，进一步联络了两地宁波人的感情，使同胞们爱国爱乡的心更加坚定了。
    1997年是王宽诚先生诞辰90周年。1996年初宁波甬港联谊会商议准备组织一次纪念活动，正值我生病住院。宽老的儿媳孙弘斐女士到医院来看望我，我将此打算告诉了她。弘斐说：“您不用惊动别人，过去，我们连扫墓也年年来不了。”我对她说：“你放心，你不讲，我们也年年去扫墓的。是宁波甬港联、市民建、市工商联三个单位一齐去，他们备车、备花圈，我买贡品，每年去扫墓，今年我生病没去成。”弘斐表示感谢，我回答她，“不用谢，宽老是一位为国家为家乡作出重大贡献的著名爱国人士，我们一直在深切地怀念着他。市里领导一直教育我们不能忘记这位与共产党患难之交的老朋友，明年的生日活动一定要搞得好些。”我这样讲时，弘斐激动地站起来说：“我太感动了。”我说，“你不要激动，共产党的政策一直是这样的，宽老也是知道的。毛主席说过，一个人只要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共产党的政策在我身上就是最好的体现。”
    弘斐回去后即发来传真，决定在纪念宽老诞辰90周年之际，以王宽诚家属名义向我市的教育事业捐款100万美元，为培育栋梁，百年树人尽份力。这笔捐款后来用于建造效实中学王宽诚体育艺术馆。年底，在我的动员下，王宽诚家属又为筹建中的浙江省和宁波市慈善总会各捐资50万人民币，专用于贫困学子的助学资金。宽老及其后代对我市捐资兴学渗透着爱国爱乡的情谊，他们无愧为爱乡楷模，他们的事迹同样也在激励着我竭尽绵薄做好海内外的联谊工作。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的怀抱。曾六次到过香港的我，对这块土地有着特殊感情。过去，战争年代里，在这里曾留下过我和佐老的足迹；今天，在改革开放的日子里，这里有我和六个姐妹结下的爱国爱乡情缘。特别是在我81岁高龄能亲眼看到香港回归，这是我作梦也想不到的喜事。因此，在庆祝香港回归座谈会上，我表示要在有生之年，尽力将这份萦绕心中半个多世纪的甬港情结绵延下去。
    如今，我虽年事已高，但是还担任着省政协委员，市民建名誉主委和市工商联名誉会长，宁波甬港联谊会会长，宁波慈善总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只要生命不息，我将奋斗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