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从事造纸业的原工商业者。1949年5月宁波解放，我开始接触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看到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无比崇敬。当年6月，宁波市军管会领导召集工商界人士开会，对工商业者进行党和政府有关方针政策的教育，阐述党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要求大家守法经营。不久，即开始整顿市场秩序，打击投机倒把分子，体现“先教后诛”精神。1950年1月，宁波市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先后召集了旧商会和旧同业公会理事及各业代表座谈，肯定了宁波市工商界在解放初反美蒋飞机轰炸，平抑物价飞涨，稳定人心和支前工作等方面的巨大作用和积极贡献，强调成立市工商联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正式成立了市工商联筹委会。从这时起，我开始认清了工商联和旧商会的性质，认识到工商联是在党领导下团结教育广大工商界爱国人士，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也是党引导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教育我们在新社会里如何做人处事的学校。我从思想上加深了对党对工商联的感情，主动靠拢党，靠拢工商联组织，使自己较好地接受改造和进行自我改造。1956年1月17日我被批准为市民建会员。入会不久，于当年2月，我十分荣幸地出席了全国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终生难忘的是2月28日下午，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我们与会代表，并合影留念。毛主席发表了“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的重要讲话，谆谆教导原工商业者要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结合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这给我们日后人生道路指明了方向。我下定决心，努力改造自己旧的意识和观念，业余时间开始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的著作，又订阅国内期刊和外文资料自学进修，钻研技术，不断充实自己。
    在党长期的教育关怀和省、市民建、工商联“两会”组织的培养帮助下，我不断得到成长和提高。1982年2月，我当选为宁波市副市长。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工作跨度。面临着全新的、陌生的领域，我深感责任重大，决心尽心尽责，努力做好工作，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和期望。
    在市政府工作期间，我先后分管过工业、财贸、审计、物价、工商以及民族宗教等工作。当时，市委书记、市长和党员副市长对我工作都给予极大支持，为我创造了十分良好的工作环境，并一再鼓励我大胆开展工作。一开始，市委安排党员副市长伏庆祥同志主管工业，以帮助我逐步适应和开展工作。伏庆祥同志先让我深入全市各主要工业企业调查了解。在一次听取汇报时，他颇赞许我以财务状况为重点并结合质量状况取一段时间的动态轨迹来分析经营趋势这一工作方法，说这个方法既可以掌握实质内容，又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久，即将有关部分企业事务交由我直接处理。我在实践中不断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我经常告诫自己，在思想上决不能认为是党外人士就可以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政府是一个整体，个人的一言一行同样关系到政府的形象。要时刻牢记自己的职责，对党和人民负责。因此，在工作中我努力取得相关部门领导的支持和配合，使上下左右同心协力，互相合作，共同前进。
    我任第七、八两届副市长期间，正是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期，我有幸参加了宁波市对外开放的起步工作。宁波是我国著名的港口城市和浙江省的重要外贸口岸。然而，在1984年以前的三十多年，宁波经济虽已有很大发展，但和兄弟城市相比，由于地处东海前哨，在长时期战略备战决策下，发展受到一定制约。1983年，全市工业总产值仅52．06亿元，全年外商来料加工66项，创汇244万美元，合资企业仅两家。当时在外贸、外经、外资活动中，尚投有直接对外贸易权、引进设备审批权、外汇结算结汇权、补偿贸易和合资合作权、出国考察审批权、直接接受捐赠权等等。当时有一位在港的宁波籍人士想捐赠救护车给家乡人民，因为尚需向上申批，我们当场表不了态。这位同胞十分遗憾地说，送给你们都这样不方便，不要讲做生意了。当时，这件事对我感触很大。
    1984年对外开放的春风，使宁波的经济扶摇直上，步人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宁波市的开发建设，受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共浙江省委，省政府的关怀重视。当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宁波被列为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沿海14个港口城市之一。
    年初，时任市委书记葛洪升和市长耿典华在北京参加了部分沿海城市座谈会。回来传达后，大家都感到无比振奋。葛书记说：我们盼望的政策，所要的权力，这次中央都给了，我们一定要以高度的自觉性和责任感，保证中央决策在宁波的贯彻落实。1985年10月，国务院成立了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由国务委员谷牧任组长，国家计委副主任陈先任副组长，包玉刚和卢绪章任顾问。国务院和浙江省相继作出“把宁波市建设成为华东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和对外贸易口岸”、“浙江的经济中心”的重大决策。中共宁波市委提出了宁波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这就是：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坚持开放与改革双管齐下，外引与内联同步进行，充分发挥深水良港的优势，以港口促工业，促内外贸易，带动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加速实现把宁波市建设成为华东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对外贸易口岸、浙江的经济中心和全国沿海首富地区之一的目标。后来逐步形成了大家都熟悉的“以港兴市，以市促港”的发展战略。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市委、市政府考虑问题十分周到，工作也细致扎实。特别使我倍有感触的是：提出要进一步落实各项统战政策，认真做好侨务工作。提出要引资，先引心；要引心，先要落实政策。同时为了扩大影响，有利于对外工作开展，曾打算请港澳知名人士为顾问。后来为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关于“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指示，决定从市内有影响的工商界人士中，挑选一些有活动能力、条件合造的人到对外经济部门工作。当时，耿典华市长担任市对外开放领导小组组长，我担任了副组长，始终参与了全市开放规划制订、开发区选址以及具体方针政策的研究制订的过程。在整个工作过程中，我们既突出主旋律，又尽可能照顾各方面；既放手大胆地干，又细致认真地操作，体现了党的优良传统与工作作风。这一段工作经历，使我受益匪浅。
    当时，我的分工是重点筹建宁波市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以及审批外贸局来料加工合同和审核经委企业技改设备引进项目等，同时亦参与开设对外窗口。我们先设立市政府驻香港办事处，在卢绪章顾问直接指导下，很快成立香港宁兴开发有限公司。为扩大对外融资渠道，向人民银行总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申报属非银行金融机构宁波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涉外功能。后宁波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获准可进行境内外外汇信托存款、放款、投资和借款，买卖或代理买卖外币、有价证券，国际融资租赁和外汇担保等业务。1984年市政府先后任命我为宁波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总经理和宁波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等职，1985年7月任香港宁兴开发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长。
    1984年6月，宁波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正式成立后，市委、市政府决定聘请工商联周信涛和崔汉章两位同志为副总经理。港澳同胞与我们一接触，他们便认为宁波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确有特点，总经理和副总经理都是做过生意的工商界人士，这样好讲话，对工作有利。有了这个总公司，使我市在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发展合资企业时，就有了对应的中方机构，改变了过去有了外方项目，再急促物色市内合资单位的被动局面。我记得较早的一件事，就是办理香港著名人士包玉刚先生之弟包玉星先生合资开办花港公司事宜。花港公司主要经营高速客轮的客运业务，选船的航速为32节，等于每小时59公里。这在当时对缩短甬沪之间航程时间，扩大宁波对外开放，有很大的作用。为提高知名度，我与包玉星先生商请当时任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组长的谷牧同志题写甬兴轮船名，谷牧同志欣然同意。后来在办理向交通部申领合资海上客运运营证时，没想到我们这一创议起到很好促进作用，使当时全国第一条海上中外合资客运航线很快得到批准。于是，全国首家从事海上客运的中外合资公司在宁波诞生了。
    宁波市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在对外经营中，我提出要努力按国际惯例办理，树立良好信誉。当对方提出的事，无论可行不可行或尚在研究，都应有明确态度，及时让对方了解，最最起码必须做到有信必复。在签订合同时，每一条文均需由主办人、主管负责人和办公室三层把关。我强调在订合同，结算时一定要把其它币种以当日牌价结算为美元，作为我公司合同的唯一交易币种。因为当时我们手中只有美元，这样可以避免外汇币种兑换汇率波动风险。这一决策在花港公司向挪威订船的交易中，果然效果很好，避免了订约不久挪威克朗升值的风险损失。我还提出，对属于我方责任时段必须进行保险；对合资者资信情况必要时一定要委托中国银行向外方获得可靠资料，避免上当；同时，为了打开劳务输出的外经工作局面，公司还制订一系列措施等等。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总公司的任务和定位比较明确，通过全公司同志们的共同努力，几年来取得了较好的业绩。当时我还曾收集资料，并拟出方案，打算以总公司名义在香港发行股票，以吸收分散的港澳资金。准备申请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以信托存款方式，办理包玉刚先生打算在香港筹资一个亿港币之事。后因当时条件不够成熟，这些事都没有能进行下去。
    宁波市进一步对外开放，使广大市民无不欢欣鼓舞。但也担心物价指数上升，副食品供应紧张，因为有些城市已出现过这种情况。所以市委下决心一定要搞好农业，一方面使城市的食品供应得到充分保证，另一方面使农民尽快富起来。我因同时分管物价部门工作，故在这方面也做了些事。物价工作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是千家万户每天都接触到的事，务必要做到细致扎实。当时的市场供应正处在计划供应开始转向市场供应阶段，1983年底布票取消了，相继放开了不少商品的价格，猪肉价格在1985年也放开了。一步步放开价格，促进了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使农副产品，食品丰富起来，同时也出现个别经营者在市场某些物资短缺时，乘机漫天要价、欺行霸市、牟取暴利的行为。为保障人民日常生活，稳定市场秩序，市财办、物价局和工商部门做了大量工作。当时还离不开采用财政拨款进行价格补贴来平衡稳定物价。如1983年猪肉补贴近800万元，鱼禽蛋补贴250多万元，蔬菜补贴130多万元。由于百业待兴，处处均需资金，财政拨款的补贴金额难以再有所增加了。经研究，我们采取走开源和加强管理相结合之路。开源一环，是先支持农牧场和近郊建立肉猪和蔬菜基地，以取得可靠的副食品来源，再用地产的冰箱、床单和卷烟等热销产品，运往产猪的省市搞协作，调入猪肉冷藏，一旦市场出现肉缺价扬时，立刻适量投放市场。当时，猪肉是小菜篮中主角，肉价稳定可以起到稳定菜场大局的作用。补贴从直接转向间接，将补贴专用于基地和冷藏电费及存货利息上，手中有了调控物资，就有了主动权。在管理一环，除工商，物价部门进一步加强日常管理外，对重大价格调整项目的出台，在市长办公会议议了后，做到征求人大，政协各方面意见，还组织专项跟踪检查。同时做好明码标价基础工作。1985年建立个体劳动者协会，通过个协，加强对经营者守法自律教育，提倡同行相互监督。总工会于1985年11月还成立了职工物价监督总站，坚持量大面广的每日检查。由于他们是以在职职工为主体的群众组织，能起到及时和广大职工通气的作用，增强职工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同时又了解政府对物价如何在管理，增强了行政透明度，从而获得广大职工支持。此间还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民主党派、工商联同志，不定期进行市场物价检查。他们各自联系了社会各阶层很大一部分人士，集思广益，许多意见都切中时弊，有助改进工作。这一系列做法达到了改善物价管理工作的效果。
    对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我的体会是为群众办好事。即使一时不被理解，甚至对立，只要开诚布公，工作扎实，使老百姓获得实惠，群众是会拥护的。如东渡路街头摊位迁移到望湖桥就是一个例子。当时在鼎新街发生了一次火灾，我考虑到东渡路马路摊区道路狭，摊位多，居民密集，万一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应作迁移，防患于未然。经与工商局共同研究，最后决定将东渡路全部摊位迁至望湖新建市场内。当工商局对摊主作动员时，反响十分强烈，个别摊主甚至扬言：“朱尔梅要我们饭吃不下，他敢来叫我们搬迁，就放他血。”我决定亲自召开一次座谈会，以作沟通。这时工商局同志好意劝我不必参加了，由他们继续做工作，据掌握的情况看，个别摊主已经串通起来，打算硬顶死抗，不许一个摊位先迁，情势很僵。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自己更应该出面，去了有利于化解矛盾，加快动迁。到会场后，果然个别人对我怒目相视，也有人窃窃私语，气氛很不平静。我心平气和，出自内心为他们切身利益着想，详细分析了迁与不迁的利弊得失后，会场慢慢静下来了。最后我明确两点：一是政府决不会在原则上姑息迁就，决定迁移了，一定要迁移，态度是坚决的，这也是对广大群众负责。二是一个市场内摊位的位置是有相对的好与差，过去都采用抓阄办法，这次采取以登记次序先后安排，既公平又合理。然后，我问他们这个办法好不好?多数个体经营者拍手了，对此办法表示拥护。最后我表态今后一定会对望湖桥市场的兴旺关心出力，大家有什么事既可以找工商，也可以找我，都欢迎。对立的情绪得以化解。事后我确也为望湖桥市场的发展倾注过一些心力。我与市公交公司商量，请他们在望湖桥市场门口增设一个正式停车站，以解决市场客流的方便与畅通。我随后还组织财办、工商、财税部门有关同志一起去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调查取经。回来后，在取得各方面意见一致的基础上，允许市场零售和批发可以兼营，也允许纳税后商品上不再件件盖章等。
    在政府任职的几年时间里，自己确实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许多工作从不懂到懂，努力实践，克服困难，做了一些事情，取得了一些成绩，得到了党和人民的信任和厚受。从1983年起，我被选为第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8年在宁波市第九届人代会上，我被选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任财政工委主任。市人大常委会在孙家贤、项秉炎两位主任先后领导下，一切工作计划有序，依法办理。通过人大工作，使我对法治有了进一步认识。期间曾参与几件事，如较细致的审核市级财政预算，不断分析执行情况，及时提出意见；争取宁波市被批准为较大的市，可制定、报批地方性立法(先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议案)；《象山港水产资源保护条例》的调查、起草。制订和提请批准等。
    1993年，我又先后被推选为政协浙江省第七届委员会常委，政协全国第八届委员会委员，政协宁波市第十届委员会副主席兼经济科技委员会主任等职。在十届市政协，叶承垣主席领导一班人，在履行政协职能方面逐步走上规范化、制度化，开创了政协工作新局面。这五年来，市政协发挥政协特点和优势，为实现“以港兴市，以市促港”发展战略出谋献策，组织了长江流域部分兄弟城市政协主席联谊活动，共同来探讨加强宁波与长江流域城市的联系和合作，因各地政协主席多数是从市委或市政府的领导岗位上转到政协的，他们情况熟悉，颇有见解，影响较大，这使政协的参政议政走出新路子。政协工作对我的启发教育很大，使我认识到，工作要有所创新，必须要站得高，看得远，从宏观大局出发，才能产生影响和作用。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我先后提出：建议国务院尽快把长江三角洲的港口群构筑成大型组合港；建议建设杭州湾大通道；为开发建设我国海洋，从提高全国人民思想认识人手，建议中央电视台开播“蓝色国土”海洋专栏节目等等提案。在十届市政协，我和经科委的同志们曾就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税制重大改革提出七条建议，希望市财税部门要充分做好衔接和准备，让全市广大财会工作者了解新税法和增值税的重大意义，并严格规范执行。对此，政协领导十分重视，及时向有关部门建议，使之得到采纳和办理。经科委还经过调查研究，对《宁波市科技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长远规划》提出可供政府部门参考的多项意见和建议。
    1995年市政协组织委员中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主要负责人访问香港，我任团长。在香港回归前夕，我们与香港人士加强联系，增进友谊，在宣传爱国统一战线等方面起了一定作用。1997年我随团出访意大利港口城市的里亚斯达和比利时的巴塞罗纳港，使我扩大了视野，增长了见识。现在，已届七旬的我从政协岗位上退了下来。回顾建国五十年来的人生经历，感慨万分。我的根是在民建、工商联。正因如此，我先后担任了民建中央委员、全国工商联执委，浙江省民建副主委、浙江省工商联副会长，宁波市民建副主委、主委，市工商联副会长等职。同时，我作为一个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负责人，又先后在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担任了领导职务。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我做了一点自己应该做的事，然而却得到了党和人民对我的如此重视和殊荣，使我深感有愧。我从一名原工商业者走到今天，这完全是靠党的培养和教育，完全是靠民建、工商联两会组织和同志们的培养、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情难忘，永当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