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建国会宁波市委员会，诞生于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的前夜。那是一个伟大的年代，一个洋溢着理智与激情的年代。
    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曾被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最重大的四件历史事件之一。前三件是推翻满清皇朝、抗日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们普遍认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次翻天覆地的历史大变革，其目的是为了消灭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私有制度和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半个世纪过去了，许多人对这一历史事件可能已经淡忘，中、青年人对此更是一无所知。为了不使这段历史湮没，有必要对这一重大变革在宁波发生的全过程和民建会在这一变革中发挥的作用，简略地加以记述，并在重温历史的基础上做一点反思。
                                 一、风雨飘摇
    解放不久的宁波，尤其是私营工商业者处在灾难频繁、困难重重之中。先是遭受国民党飞机的大轰炸，江厦街一带宁波最繁华的商业区，一天之内被夷为平地，变成废墟，商家损失惨重，纷纷逃离，歇店停业。接着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物价大涨风，黄金、银元、大米、纱布、粮油，像脱缰的野马，一路狂奔飞涨，这里面既有国家财政开支扩大和货币发行量过猛的因素，也有四大家族在大陆的残余势力和代理人操纵的因素。解放之初每一百元人民币可以买到一元银元，短短数天内却需1800元人民币才能买到一元银元。人们在欢庆解放、刚刚好转的局面，一下子急转直下，人心惶惶，坐立不安。宁波的许多商店，来不及将商品藏起来，就被涌入店内的顾客抢购一空，损失重大。再接着，是开展劳军、救灾和认购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活动。不少商家将物资和商品廉价亏本抛售，来完成认购公债的任务。其时，宁波许多私营企业业主，丧失信心，抽逃资金，关门歇业，许多工厂也处在停工或半停工状态，纱厂和布厂的开工率都不到三分之一。于是，失业率猛增，社会不稳，整个宁波市场一片萧条。
    更令私营业主担忧的，国营专卖公司和供销合作社纷纷开设，既有声誉，又有优势，大量的顾客被吸引了过去，连私营业主的家属，也偷偷地到国家开设的公司或合作社去购物。事情还不止如此，税负也是私营业主面临的一个新问题。原因是解放前宁波许多商家或厂家，根本未曾建立帐册，即使建立也是帐册不全，将生意钱直接放在自己的口袋里，使人无法稽查。于是政府采用“自报公议、民主评定”的办法，就是将每季度该收的税收总额，交由同行业中公议评定。公议时达不到总额的标准，就层层加码，直到达标为止。于是出现税负的畸轻畸重情况。
    紧接着，1952年开展“五反”运动，针对资产阶级的“五毒”行为，开展声势浩大的斗争，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等巨大直幅横幅，铺天盖地，满街满巷。那些私营业主，坐立不安，心惊肉跳。有些人经受不住这场考验，在运动中丧生。总之，在解放后两三年内，宁波私营工商业者的日子并不好过，困难重重，风雨飘摇，直到国家根据“统筹兼顾”方针，着手调整工商业工作，对私营工商业采取扶助政策，适当贷款，在价格与营业范围上给以出路，并调整劳资关系，调整产销关系，全市的私营工商业者，才算缓过一口气来。
值得一书的是，宁波工商业者虽然面临诸多困难，但当抗美援朝开始，他们还是积极地投身到这一爱国运动中，组织声势浩大的反对美国侵略的游行示威活动，并捐献飞机大炮，一共捐献了七架半飞机，仅宁波正大火柴厂一家，就捐献了半架飞机。
                                 二、改造准备
    1952年9月，宁波著名的工商界人士俞佐宸加入民建会，成为宁波第一位民建会员。12月间，又吸收冯梯云、周信涛等9人为会员。至年底，已有会员15人。到1953年5月，有会员25人，民建宁波市支委会筹备委员会成立，设三个小组，开展组织活动。是年11月间，党在全国各阶层人民中间开展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要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称之为“一化三改造”。总路线的实质，就是改变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把个体所有制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把资本主义所有制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使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唯一经济基础。
    在这以前，民族资产阶级和那些私营业主，一般也知道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最终要消灭剥削，消灭资本主义，但总希冀这是遥远的将来的事。而总路线的公布，等于宣布了行动纲领，不能不引起他们的极大震惊，不啻晴天霹雳。比较先进的分子认为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走社会主义道路已成为历史的必然性，已是无可挽回的事。次一等的人则患得患失，半信半疑，顾虑重重，一方面留恋于自己多年经营的企业，觉得一旦抛弃，太可惜了；一方面又感到这几年受到多方面的挟制，企业经营困难，早已江河日下，维持艰难，不如早日甩掉包袱。更有一些人感到他们这一生从此完蛋，多年来的心血付诸东流，存在着严重抵触情绪，乃至抽逃资金，抗交国税。
    为了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友党民建会，不可推卸地负有对会员和工商界人士进行宣传、教育的任务，要求他们认清形势，跟中国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由于他们的身分特殊，平素与那些私营业主经常接触，关系密切，他们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容易会被对方所接受与理解。尤其是他们虽是民主党派成员，但也是被“改造”的对象，何况他们都是当时宁波主要私营企业的负责人，要是被改造，他们的损失自然更重更大。所以通过他们的劝导、说服，不少私营业主也就心静气平许多。民建会员这一作用，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准备工作相当充分，目的是形成一种包围态势，阻绝与切断资本主义工商业赖以发展的途径，形成“四面包围、网开一面”的局面，将私营工商业纳入改造网络之中。准备工作阶段，在工业上，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收购的办法来进行，使私营工厂规规矩矩地进行生产，纳入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的轨道。对私营商业，则采用批购、经销、代销办法进行，便于对他们今后进一步的改造。实践证明，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其作用是：一、推动生产的发展；二、限制资本主义的盲目性；三、限制资本主义剥削；四、推动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与此同时，国家又实行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和主要批发商业的国有化措施，使资本主义工商业再也无法涉足这些领域，限制它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私营业主反映说：再也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只好听天由命。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外部准备可以说已经就绪，等待着进一步改造的实现。
    至于内部准备，也就是被改造者私营业主自身的思想准备，在党的领导下，主要落在民建会和工商联身上，目的是要求私营业主提高思想认识，认清形势，接受改造，减少阻力。除了做好大量的思想工作、说服教育工作外，还亲自带头，作出榜样。这当中特别要提及的是民建主委俞佐宸，他在参加了一次全国工商联会员代表大会之后，到了上海，下榻六国饭店，连夜打电话给太丰面粉厂、和丰纱厂、永耀电力公司、四明电话公司、冷藏公司等几家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去上海，商讨提出申请公私合营事宜，得到一致同意，并主动地向中共宁波市委提出要求实行公私合营的申请，并且也很快地得到批准，为宁波市今后的公私合营工作作出榜样，在私营企业中发挥示范作用。
                                    三、高潮来临
    1955年6月，民建宁波市第一届市委会成立，此时正处于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前夕，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各方面的条件已经成熟，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当时全市私营工业纳入初级改造形式的已有120户，纳入高级形式（公私合营）的也有39户，零售商业绝大部分已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经销代销），批发商业基本上为国营企业所取代。在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改造政策贯彻执行下，私营企业离开国家的安排，就难以生存，所以它们已经有一只脚被带进社会主义的门槛，而另一只脚也已经非跟进来不可了。虽然有些人还是患得患失，顾虑重重，对前途和命运惴惴不安，犹如“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惶惶无主，但也只能是“大水氽老鸭，听天由命”随大流罢了。 1955年10月间，从北京传来毛主席的一段讲话：“应该认清社会发展规律。工商业者只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有前途；只有把自己的前途和国家的前途结合起来，才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凡是现在对于工商业的改造有贡献的，社会和国家都不会忘记他们的贡献。”毛主席的这段话，对那些心有顾虑的人以极大的鼓舞，把毛主席的指示比拟为“原子弹”，有强大的推动力，说他们正处在“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忽然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怎不欣喜。
    1956年1月1日，首都的工商界首先向国家提出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申请，在政府批准他们要求以后，几十万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和企业职工，在天安门前庆祝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这个胜利，大大推动了其他城市的改造高潮，宁波也很快地形成了热火朝天的运动。1月11日下午，俞佐宸、冯梯云、周信涛、崔汉章等市“两会”领导人，召集全市各私营行业的负责人座谈，统一对全行业公私合营政策和步骤的认识，全体一致表示拥护，提出了提前完成公私合营的保证。同时，召开了工商界家属400余人的大会，进行动员，要求她们帮助亲人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当天晚上，又召开了3400余人的工商业者大会，由宁波市市长作了报告。会上，各业工商界代表67人，在扩音器前排队发言，表示了走社会主义光明大道的决心。会后，各业进行讨论和分头活动，当晚写好公私合营申请书。
    1月18日下午3时，由工商联负责人率领全市工商界代表2000余人，前往市人民委员会送上要求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申请书。当市长接受申请书后，代表们高呼口号，欢呼之声不息。19日上午，市人民委员会召开了“批准全市私营工商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大会”，根据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全面规划、统筹安排、积极改造”的方针，由市长宣布批准全市14个工业为公私合营工业，80个商业为公私合营商业，5个运输业为公私合营运输业，批准粮食代销店、食油经营店、猪牛肉商为国营商业。至此，宁波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部胜利完成。
    1月20日，中共宁波市委书记同批准公私合营的全体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及其家属共1300余人，作了关于人事安排、清产核资、家店划分、定息等问题的政策报告。
    1月21日，全市人民欢欣鼓舞地庆祝宁波市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举行了盛大的集会和游行。
    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中国共产党期望的所有制的改变实现了，消灭了延绵数千年的私有制度和剥削制度，这的确是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是伟大的胜利。
                                    四、往事今思
    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采用和平、赎买的方式进行的，没有采用十月革命时苏联所采用对地主、资本家“剥夺”的模式。所谓“赎买”，主要是通过定息和“给出路”的途径，将资本家所拥有的生产资料如厂房、机器、设备赎买下来。这种做法，适合中国国情，没有招致资本家过多的抗拒和各种麻烦，使资本家在“不太勉强”的情况下接受改造。宁波的私营工商业主也是在这种“不太勉强”的情况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对大多数的业主来说，比较情愿地接受公私合营，走社会主义道路，因为他们从此可以脱掉“湿布衫”，甩掉“包袱”，一身轻松。但也有一小部分私营业主，白天参加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的游行，晚上回家后，则黯然神伤，勾引起恋旧的情怀，感到他们辛辛苦苦挣下来的家业或祖遗的产业，在自己手里断送了，觉得可惜和心痛，有的甚至痛哭失声。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赎买，历史上从来未曾有过，无可借鉴。国家本来打算用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来完成三大改造，但后来仅仅只用三年时间完成这一历史性变革，所以在社会主义高潮之后，许多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一是企业盲目集中，使全市的商业网点比改造前减少了70%—80%，给消费者带来很大的不便。同时，日用工业品和手工业品的品种规格也减少了，产品单调了，传统名牌产品也逐渐消失了。一些服务性行业，在合并和统一计算盈亏的情况下，服务质量降低，开始形成了“官商”习气。
    二是完全取消个体经济，全市7500余户（饮食业、服务业、个体手工业）全部转入公私合营企业或组成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个体商贩实际上已所剩无几了。许多传统的手工业品和适合个体经营的摊贩大量减少，给人民生活造成许多不便。从前走街串巷的修补匠和叫卖点心的小贩，几乎绝迹。更严重的是，这些人本来属于劳动者，却被当作资本家一样地进行改造，混淆了剥削者和劳动者的界线。
    三是计划包罗万象，不论是对重要产品还是对日用百货、小商品，都统得过多过死，层层下达指标，使工厂生产往往只顾完成产值和利润，而对商品是否合乎市场的需要，不予注意。于是造成某些商品年年积压，某些商品却长期脱销。
    四是商品流通单一，由于继续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和统一收购办法，一部分工厂不像原来自销的时候那样关心产品质量；一部分手工业品质量下降、品种减少；一部分农副产品、小土产不能及时收购。
    五是价格政策不利于生产，没有切实做到按质论价和优质优价政策，助长了产品质量下降。
    六是对资本家及其知识经验重视不够，对他们的一套经营管理弃置不用，还被视为“资本主义的货色”。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甚至认为与私方人员打交道，是“丧失立场”。因此，私方人员处于“有职无权”状态，更谈不到对他们积极性的调动。以上这些问题，在计划经济时代长期得不到解决，有的已成为“痼疾”，吃“大锅饭”、捧“铁饭碗”思想普遍存在，产品品种减少，服务质量下降，货不对路，仓库积压，市场脱销等现象随处可见。
    从二十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在经济比例上，有些地方个体、私营经济已经是“三分天下居其二”了，而且具有极强的生命力。有些人叹息说 “既有今日，何必当初”，意思是消灭私有制的那场大变革是不必要的；也有人说 “没有当初，何来今日”，强调历史并不会简单地重复。带着这样的思辩去重温历史，也许才能从历史中解读出更具现实意义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