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5月我得到平反复职后，赵连城先生与周雁飞先生一起来我家。在他俩和张普德先生的循循善诱下，我产生了加入民建组织的愿望。1984年1月7日，我被民建浙江省委会批准入会。如今，作为椒江民建创始人、主要组织者的张普德、赵连城、周雁飞3位老先生先后作古了，但他们的音容笑貌、磊落为人，特别是为创建椒江民建组织、建联学校而奔波忙碌的身影，仍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张普德是我东山中学的老同学，人长得胖乎乎，笑容可掬，爽朗正直，大家都乐意和他接近。他十分健谈，出言吐语如珠，讲起笑话、故事来神采飞扬，诗词对联文采绝妙，算是个解颐之人，十足的乐天派。所以，老朋友们评论他：“即使天塌下来，他也不担心！” 
    东山中学是抗日战争时期台州的救亡中心，张普德在学生时代就参加了学生救国会，宣传抗日，动员群众。后来，学校被当局查封停办，热血青年们只得各奔前程。解放前做地下工作时，他曾拿出黄金支援解放区游击队；解放后，他又首先响应国家号召购买公债，带头参加临海的公私合营改造。他任经理的台州土特产公司，是全台州第一家公私合营企业。公司投资山区林业，他经常不辞辛劳，徒步走访考察，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后来担任临海县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委，工作尽心尽责，大家有口皆碑。1957年反右派斗争时期，张普德被错划为右派，但他毫不在乎，能泰然处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他总算平了反，退休后回到了海门老家，我们相聚的机会更多了。 
    我退休后受聘于东山公园，搞花木盆景，既能与山石为伍、花木为伴，又能在东山中学的旧址上工作，为母校“东山再起”做些事，更是心安理得，真可谓进入了“鸟语花香伴顽石，闲言絮语远痴人”的境界。 
    1983年一个春雨绵绵的夜晚，已是9点钟了，张普德敲开我家的后门，一进门放下雨具，就神秘兮兮地拉着我的手说：“上楼去，上楼去。”我说：“胖子，什么事呀？这么大惊小怪，令人如坠云里雾中。”他又说：“有好事告诉您。”我想，大概又有什么新闻了。径直上楼坐下后，他笑嘻嘻地说：“哲能，1982年12月，我参加了组织。”他慢条斯理，一字一顿地讲。我初听心里一惊，因为听到“组织”两字，耳边好像响了一声闷雷似的，历经浩劫的人心中不无余悸呀。我迫不及待地反问：“什么组织呀？”他又笑着说：“嘿嘿，是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建省委会批准的。” 
    其实，我与中国民主建国会早就有过接触。记得1950年，程精业同志担任台州地区海门直属区区长时，组织成立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我担任常委会的秘书工作。在召开成立大会时，工商界百货业代表郑钜枚曾以民建会员的名义向大会表示祝贺，他是在上海参加民建组织的，有会员证，贺信还是我在大会上读的，印象较深。郑钜枚后来也不幸被错划为右派，在开批斗会和听训话时，我俩常常双目相视，心照不宣；“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后，他却等不到平反的喜讯，就一病身亡。所以，我对民建还是有深刻印象的。张普德接着说：“我这次在省里参加政协会议，碰上了汤元炳，汤老要我到省工商联谈谈。他告诉我，现在工商界听党的话、跟党走，又可以大有作为了，要干的事多着呢！现在，椒江已设市，根据民建省委会的意见，凡是市一级的都要发展民建组织，你可以先参加。”他说了一大堆，我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他接着说：“你可以进来一起干，你是与工商界有一定渊源的人士。”他又问起椒江工商界的一些情况，问赵连城、周雁飞的情况，说他们都是对象，还有与原来工商界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工商业者都可以参加。 
    当时我想，我还参加什么组织啊？参加共产党，这在我年轻时曾期望过，也为之付出过牢狱受刑之苦。后来，又参加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为海门解放做地下工作，不幸又遭历次运动的波折，在农村劳动改造了20来年。其间因为生活所迫，把最小的女儿送给人家做养女，改名换姓。如今拨乱反正，浙江省委有专门文件给我平反复职，有了不留尾巴的结论。退休了，能与花木山石为伍，这就是我的“善终”。青春旺盛时期都虚度了，临老还出来搞什么民主党派发挥余热？虽然我对民建有些了解，但想想自己不会察情度势，做事说话凭热情，个性太爽直，弄不好会把一家子都带进不幸，祸及妻孥。于是，我就干脆地回答他：“好意心领，难以从命，让我图个善终吧！再说，这个组织主要是工商界人士的组织，我不是工商界的。”我告诉普德，工商界有很多人，如赵范、陈樨、王祖仁、毛定超等都是对象，请他们出来干吧！ 
    我俩交谈到深夜11点。尽管我拒绝了，但普德叫我入会的话已深深印在我脑海里了。这天夜里，我难以入眠，想了很多，可谓往事如麻、伤心历历。我反复问自己，还应该出来发挥余热吗？还能为人民服务吗？是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还是就这样默默地拿退休工资图“善终”呢？ 
    1983年3月，民建浙江省委会又批准赵连城、周雁飞入会，张普德、赵连城、周雁飞3人组成了直属民建省委会的组织，开展了发展会员等工作。 
    当时，民建浙江省委会派姚良常协助做椒江工商界人士的入会工作，毛定超、王祖仁、陈樨、吴继德、娄由章、黄正逵、钱梅棣、钱晓春、陶春茂、王仲录等10人于1983年5月10日被批准入会，会员以工商界人士为主，王仲录、黄正逵、娄由章是作为与工商界有联系的知识界人士入会的。接着，赵范、徐珊玉等也入了会。他们都是我的老朋友、老同学，入会后经常到东山公园来看我，告诉我入会、创办椒江建联职业学校等情况。他们说学校开学时，得到了市政协、市委统战部的大力支持，赵连城是校长，由周雁飞主管事务，黄正逵主管校务，王仲录、娄由章协助，要做的事情很多，但缺少人手，希望我也出来帮忙。 
    当时负责工商联工作的赵连城先生也很希望我能出来工作，他曾对我说：“哲能呀，我们虽然不是刘、关、张，但老朋友总算吧，你就这么冷漠吗？” 
    我与赵连城是忘年交，他是我的良师、挚友、同志。记得我13岁还在读小学时，父亲就想把我送到上海学生意。虽然我们家里也有店铺，但在自己店里是学不出规矩来的，一定要到别家商店学方可成才。父亲曾举例劝说我，当学徒也会有出息的，像同康酱酒厂的赵连城一样，从学徒走上总经理的岗位，管理着各分号。父亲告诉我，赵连城是温岭人，非但经营能力强，人品也好，书法、诗词、古文都有一定造诣。父亲还带我到十字街同康店里去拜见赵连城。当时，我跟父亲到了同康，走进经理室，人虽未谋面，却见到了满室挂着的他的书法条幅，字确实写得非常俊秀。父亲也曾严厉督促我读古文、练书法，我初练柳体，后学陆润庠。当时，我看了赵连城的书法，猜测他也是学陆润庠体的，所以对他更加钦佩、爱慕。刚解放时，我在海门直属区政府工作，分配联系工商联，接触的上层人物就是主委王仲光，副主委赵连城、周雁飞，在开人民代表会议常委会时，我们也都一道参加。赵连城对事务的处理一丝不苟，解决商店之间纠纷有节有理，日里只管同康事务，夜里在工商联参加各行的会议，宣传国家的方针政策。每次开会时他都做着记录，一般用小楷或行书，书体清秀，行款清楚，如果现在拿出来也照样可以临摹的。我对赵连城的处世、为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所以，想到他叫我参加民建，而我却扭扭捏捏时，我感到非常内疚。 
    后来，有一天下午，连城、雁飞又来到我家，并带来连城写的一首贺诗和周承训先生的一首复职诗，喜贺我得到平反复职。  赵连城贺诗--- 隐晦韬光二十年，明珠出匣辉更研，  梅经霜雪香犹艳，铁淬红炉钢愈坚。  芝草复苏蒙雨露，阳光广霞起英贤，  驾轻就熟堪舒志，策马扬鞭后竞先。  周承训同贺--- 廿年岁月不寻常，苦辣辛酸分别尝，  未信冷灰传热火，须知枯木复苏生。  应将往事付流水，只乐此身笼瑞光，  休愧满头悲白发，凌空展翅再翱翔。 
    临走时，赵连城又讲：“明天省委会姚常良同志要来，你也到我家来会会吧。”赵连城、周雁飞走后，我沉默深思，自责自叹。我回想着赵老等一班老朋友的真挚情谊，又反复琢磨着这两首诗的含义。我扪心自问：张哲能你算什么样的人，历次挨批，受人歧视，而今天大家这样诚情欢迎，你还如此冷漠？！我渐渐地想通了，打定主意决定出来工作，补回我已逝的20年青春！ 
    第二天夜里，我悻悻地来到赵老衙门巷的家里，姚同志也在，他与我谈了许多话，介绍了民建的历史、服务的方向、发展的趋势，强调参加民建组织是自愿的。表填了，名签了，我的眼眶也润湿了，我的心也渐渐平复了。我平生很好强，运动斗争最冷酷时我都坚持着，生活最困难时我都硬挺着，没有流过泪。但在赵老、雁飞送别我时，我感动得转身就流泪了。 
    从那一天起，我都在盼望着、盼望着……终于，1984年1月7日，民建浙江省委会批准了我的入会请求，同时入会的还有王秉法、徐丛寿等7人。 
    我辞去了东山公园的工作，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民建的工作中，同时与毛定超一道，兼做工商界会员冤假错案的调查取证工作。这时的民建、工商联简称“两会”，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没分工作孰重孰轻。 
    椒江民建与工商联的日常工作由我与毛定超处理，主要问题还是由赵老、雁飞决定。赵老时时说，我俩年纪大了，你俩年轻，放手干吧！他经常鼓励我说：“哲能，你像汉陈平，大事不糊涂。”但是，我想，我大事最糊涂了，各种运动我都搭上钩，这不是很糊涂嘛！吃一堑为什么不长一智？这叫糊涂透顶！初时，我处事十分谨慎，真是有些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在赵老、雁飞的帮助下，经过较长时间的实践，我不平衡的心态才逐渐克服，工作也有了主动性。 
    1984年3月，经民建浙江省委会批准，成立了民建椒江直属支部，主任赵连城、副主任毛定超，支委张普德、张哲能、王秉法。周雁飞担任工商联主委。 
    支部成立后，办事就有主次了，大家觉得要把办学作为重点工作。为此，成立了办学委员会，以支部成员为主体，黄正逵、周雁飞也参加，批准校名为建联业余会计学校。经过一年的磨炼，第一期会计学生在1984年7月份毕业了，学生们读书都很认真，教学、管理秩序也较好，深得各界好评。第二期招生海报刚贴出，各企业的财会人员和社会上的青年就纷纷报名，并要求开办各层次的培训专业。1984年，在专科工业会计班外又添二年制英语、日语各1班，电工1班，商业会计1班，开始从单一学科向多学科发展，不过仍在晚上上课，属于短期培训性质的学校。 
    建联学校是为椒江、为社会培训人才，而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收费很低。根据办学委员会的精神，只求收支平衡，这也是赵老一再告诫的，是一条不容超越的原则。 
    进入1985年，办学经验有了些积累，也得到了社会上的赞许，我们觉得学校应上一个新台阶。当时椒江市初设，百废俱兴，各方面建设都需要人才，而人才的培养需要靠教育。大家认为，椒江民建要义不容辞地担当起这个责任，积极开拓职业教育的新路子。于是，我们着手筹备3年全日制财会职业高中班。 
    要办好一个学校，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时，我们完全处在三无状态：一是学生上课无教室，临时租用别人的教室，被人歧视，晚上上课常发生纠纷，管理十分困难；二是无基本师资；三是办学无经费。但我们始终相信，经过大家的努力，任何困难都是会得到解决的。 
    机会终于来了！工商联老会员王子鑫，1984年3月加入民建时，已经83岁高龄。他过去曾经营麻帽业，设有滋丰帽行，做进出口生意。他当年帽行的合伙人，叫沈炳麟，是一位港商。沈先生一直把过去曾长期经商的椒江当作第二故乡，年老思乡，想为椒江办些社会福利事业，在沪与王子鑫相会时谈起过此事。赵老获悉后，决定赴沪与沈会晤。他冒着热暑，与王子鑫、周雁飞到上海会晤沈先生，介绍了椒江的发展现状，提到由于学校少，存在着青少年入学难的现象，长此下去，学生流落街头，既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也会让我们的事业后继乏人。在两老的诚恳劝说下，沈先生答应出资办学。回来时，赵老欣喜万分，立即与政府、统战部、教委等多方联系，同意在椒江南山麓建校。 
    学校于1984年2月破土动工，先建3层教学楼15间，拟在9月1日起招生6个班，可以入学330多人，校名定为三梅中学，这是三老努力的结果。三老不是什么伟人，他们仅是普普通通的民建会员，在他们的思想观念上，都有“多办一所学堂，少造一所班房”的朴素思想，他们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后来，沈先生一次又一次地投资，在椒江陆续建造了老人乐园、养老院、幼儿园、医院大楼等等，我想这也是椒江民建三位长者的一份功劳。 
    王子鑫先生作古了，在建校初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慷慨资助自己积蓄的4万元，其中3万元建造教学楼，1万元用于筑河堤。还有黄正逵老校长也作古了，他从建联学校创办起，到我接替校长职务止，整整干了10年，呕心沥血，为建联学校、为社会办学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天，在回忆民建初创时期所历之事时，带上这两位老先生一笔，以表怀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