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我继承父业，开设庆元堂药店，直至1955年该药店参加全行业公私合营，我仍任公私合营崇仁中西药商店经理。1950年初，由我发起集资创建崇仁电厂，我任厂长。1949年11月，嵊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我以工商界人士身份，当选为人民代表。在1952年12月嵊县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我当选为人代会副主任。1950年4月24日，城区工商联筹备委员会成立。同年12月，工商联筹委会发动全县工商界捐献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折合新人民币9.17万元。
    接着开展的“五反”运动`,对工商界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当时，我县工商界中有许多人对运动的意义认识不足，有的态度消沉，有的企图“混关”。在运动初期，有的单位一度发生简单粗暴的做法，提出要“打老虎”，使一些工商业者失去了生产经营的信心，有不少人抱有怀疑、恐惧之心，认为“夜长蜡烛短、到不了社会主义”。在工商业者何去何从动摇不定的关键时刻，1953年10月的一个夜晚，中共嵊县县委书记邵成明邀请6位工商界代表人士座谈，邵书记与我们一一握手，并以亲切和蔼的姿态，语重心长地讲解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他说：“只要你们为人民服务，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只要你们为人民效劳，人民和人民的政府不会不给你们工作和生活的机会的。”我们听了邵书记的这番话，开始认识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内涵意义，并以“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1956年1月30日，我县在城关镇召开“庆祝北京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参加大会和游行的有13430人。工商界中有许多同志自告奋勇，穿起花衣，描起花脸，扭起秧歌，人人出自内心的欢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当时县工商联整夜灯火通明，四周墙上贴满决心书、申请书，密密集集一片红光，谁家办喜事都没有这样的气派。1月26日，城关镇就有棉布、百货、副食品等20个行业，192户商户申请公私合营，自觉要求改造。2月28日，全县农村集镇全面召开申请批准大会。到1956年底，由供销社归口改造的共有1388户，从业人员1872人。由粮食局归口改造的稻谷碾米厂70余家。由于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党和政府对工商界中有代表性、有经营管理和业务技术专长的人，作了适当安排，有的骨干被任命为国营企业的厂长、副厂长，经理、副经理，主任、副主任。我被县人民政府任命为嵊县供销合作社副主任。
    1956年3月，嵊县政协第一届会议召开，我被选为副主席。
    1956年，宁波地委统战部举办“宁波专署工商界政治学校”，各县分期分批输送工商界人士参加学习，我在政治学校3年时间里，从学员被提升为学校班部副主任（即副校长）。通过各种形式的学习，我进一步认清了社会发展规律，增强了自我改造的信心。
    中共“八大”后，由于“左”的错误，统一战线、多党合作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过程。1957年春夏之交，中共嵊县县委在原工商联大会议室邀集党外人士和部分工商界人士帮助中共县委开展整风，有不少人士在会议上向党和政府提了意见和建议，有的意见是真诚和善意的。但事隔不久，一场群众性的狂风暴雨式的反右派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我县有181人先后被错划为右派，其中有嵊县工商联筹委会副主委、民建会员、嵊县开源丝厂创办人、厂长章如藻等。
    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给民主党派和多党合作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民主党派被错误地认定为单纯资产阶级政党，其政治和社会地位被严重削弱，政治声誉和社会影响被严重损害，给国家和民族造成巨大损失。
    当年，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在北京召开“神仙会”，我县工商联主委俞柏深传达了这次会议的精神。大家得知刘少奇副主席在会上重申中共中央“包下来，包到底”的政策，号召工商业者要“顾一头，一边倒”，工商界这才重新出现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1958年，绍兴市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举行“鼓起干劲，投入生产建设大跃进，力争自我改造大跃进誓师大会”，号召“向党交心”，要求“向党交心，要交真心”。
    1959年末和1960年初，我到“浙江省政治学校”学习，多次听取校领导唐巽泽、汤元炳的讲课，并聆听了全国工商联主委陈叔通所作的关于全国工商业者，坚决响应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伟大号召，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提高自觉，鼓足干劲，更好地投入增产、节约，更好地进行政治思想改造，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多贡献的讲话。陈叔老“一心记住六亿人口，两眼看清九个指头”，横批是“前途光明”的对联，为工商界人士稳定情绪，克服暂时困难指明了方向。
    在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中，民建、工商联各级组织和广大成员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工商界人士大多数成为专政对象。不少工商业者被打成“牛鬼蛇神”，挨批斗，挂牌游街，很多人被抄家，工商联组织长期不能恢复工作。我县工商联主委俞柏深被迫自尽。我被定性为“反动资产阶级分子”。
    1979年，嵊县政协第五届委会员恢复活动，我“官”复原职。1983年3月，嵊县政协第六届第一次会议召开，我被选为副主席，一直担任至九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中共嵊县县委的领导下，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逐步落实。1978年起先后对181名错划右派分子进行改正，并作了妥善安置，对社会主义改造期间原定的工商业者，也重新作了甄别，378名原来的小商、小贩、小手工业主恢复了劳动者的身份。1988年8月8日，经民建绍兴市委会批准，我成为一名民建会员。根据中国民主建国会《章程》规定，经民建绍兴市委会同意于1989年12月18日召开会员大会，成立民建嵊县支部，我被选为支部主任，高金成、王本润为副主任。1994年，民建嵊县支部改组，推选高金成为支部主任，杨一揆和我为副主任。1997年10月17日，民建嵊州市总支部成立。
    民建嵊州市（县）组织成立以来，认真贯彻和履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基本政治制度，认真贯彻执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建言献计，为发展嵊州经济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我写有《自言自语》一篇以作自勉：
    阴晴风雨近八十，严冬已过是春天，人生若孺牛，耕耘在田间。80年在历史长河中似雨露之一滴，作为个人来说，是一段漫长的岁月。新中国成立55年来，我在迷惘中找到了自己应走的正确道路，体验到人生的真实意义，55年来，我在曲曲折折的社会主义大道上，摇摇摆摆地走了过来，倍感珍惜，无比振奋。
在世做人，在于“做”，要做个真诚、正直、善良的人，至于自言自语者呢？让时间去检验，让后人去议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