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以后，工商界人士在党的政策感召下，自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树立了坚定跟党走的信念。工商界人士的家属在支持亲属投身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同时，自身也积极接受改造，并参与了力所能及的许多社会活动。工商业者家属中有许多是民建会员，这些家属会员在不平凡的岁月里，经历了许多不平凡的事，发挥了半边天的作用。
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1953年10月，在杭州市工商界人士学习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后不久，市工商联干部周文叔、市民建分会干部周平英开始走访在杭少数有代表性的工商界家属，并不定期地请她们参加一些会议，如市妇联举行的“三八”国际妇女节庆祝会、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会及各种内容的座谈会等。
1955年3月6日，市工商联成立了家属科，由李光仪任科长。在市妇联、市工商联直接领导下，又设立了市工商联家属工作委员会，由工商联领导人汤元炳夫人张元和任主任。
1955年底，汤元炳主委对市工商界骨干及家属传达了毛主席《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的讲话，要求骨干分子及家属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起模范带头作用。家属骨干不分昼夜走街串巷，向各行各业的家属传达讲话精神，要求广大家属不拖亲人后腿，化阻力为动力，鼓励支持亲人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在顺利完成全行业公私合营中起了重要作用。
1956年1月初，在民建市委领导下，建立了家属支部筹委会，当年，支部正式成立，由张元和任主任。工商业者家属陈瀛初还担任了市妇联副主任。同年2月，部分家属列席浙江省政协一届二次会议，陈瀛初、缪佩珍在大会上发了言。
1956年1月底，民建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工商界家属工作汇报会，杭州民建有妇女干部周平英，工商界家属缪佩珍、汪莉英3人前往参加，并在大会上发言。周平英汇报了杭州市开展工商界家属工作的情况，缪佩珍谈了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汪莉英汇报了工商业者家属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的体会。会议期间，民建中央率领24个省（区）和北京、天津、上海的工商界代表和参加汇报会的家属参加了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开幕式。家属们光荣地见到了毛主席、刘主席和周总理。汇报会结束后，全国妇联领导蔡畅、邓颖超，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和家属们亲切座谈，对家属们的积极行动给以鼓励，并指出思想改造过程的长期性、复杂性，工商界妇女一定要解放自己，和亲人一起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1956年3月，民建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工商业者家属和女工商业者代表会议。杭州市工商界家属有14人参加，其中民建妇女会员12人，会员家属1人。她们是张元和、陈瀛初、黄雪瑛、翁之瑾、张银瓶、王漱芳、沈英娥、李蕴玉、王蕴华、张兰、齐爱俊、陈瑛、汪雪筠、张佩兰。代表团团长为张元和，副团长李竹坪（妇联）、陈瀛初，副秘书长周平英。会议期间受到毛主席及其他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会议号召工商界家属要努力学习，积极参加社会公益事业，树立劳动观念，建立团结和睦家庭，鼓励亲人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争取成为五好家庭。
1956年4月，工商界家属蔡帼英，民建会员胡燕蓉、来羽飞、缪佩珍到工商联政治学校系统学习政治理论、时事政策。学期结束，缪佩珍被评为优秀学员。为了使家属工作经常化，1956年9月在市工商联、市民建、市妇联的关心下，成立了家属工作委员会，主任李竹坪，副主任张元和、陈瀛初、许美玉、周平英、缪佩珍、汪莉英。根据家属的实际情况，组织不同形式的学习，有系统的政治理论学习，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时事、政策、方针的讲座，有定期小组学习，听辅导报告等，并且做到学习与讨论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联系，以此提高广大工商界家属的思想认识。
1958年9月，市工商界家属工作委员会、市民建家属支部改选，张银瓶和顾文芳分别担任主任。
参与“大跃进”运动
1958年，杭州市民建、工商联在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三面红旗的指引下，组织原工商业者和家属召开“自我改造大跃进”大会，加快自我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步伐。会后，家属和原工商业者一起参加了劳动，主要有：（1）参加通上公路劳动。（2）参加洛山牧场的农业劳动。（3）自办高炉炼铁。在顾文芳从华丰造纸厂借到关键设备鼓风机后，市民建、工商联在水星阁建起了第一只小高炉。（4）参加工厂劳动。缪佩珍、方碧云等到街道居民区缝纫加工厂工作，陈辉、来羽飞、吴虹影等到水泥袋加工厂工作。
在“大跃进”年代，家属们为加强自我改造，还开展了一些社会工作：
（1）办托儿所。家属黄瑞琳在自己的住宅内办起了托儿所，从负责人黄瑞琳到清洁工金巧云，所有工作人员都是由原工商界家属担任。（2）办幼儿园。祖庙巷幼儿园由张银瓶负责，王蕴华等家属参加。（3）组建生活服务站。在民建工商联办公楼院子内，有顾文芳、陈月娟、方碧云先后负责的生活服务站。服务内容有：整旧、改新、洗烫、编织、翻丝绵等多种项目。
拨乱反正
“文化大革命”开始，市民建、工商联停止了一切活动。原工商业者被划入“牛鬼蛇神”，家属成为“资本家臭婆娘”，被逐出托儿所、幼儿园、服务站，在街道居民委员会做居民干部的家属亦被取消工作，抄家无一幸免，游街、陪斗也在所难免，但家属们在逆境中，没有动摇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一有见面机会，就互相鼓励，坚定信心。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民建、工商联恢复了工作。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民建家属代表顾文芳参加大会，有幸向全国妇联领导和邓颖超大姐汇报工作，并受到邓小平、彭真等领导同志的接见。在中央统战部与全国政协宴请全体代表的盛大晚宴上，邓小平同志在讲话时要求各民主党派成员及原工商业者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做共产党的“诤友”。之后，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逐步落实一系列政策，极大地鼓舞了工商业者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积极性。民建“三大”提出“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口号后，家属的激情绝对不亚于原工商业者。家属支部顾文芳、缪佩珍、钱凤娟主动走访支部会员的每个家庭，了解情况。经过“十年动乱”，家属会员中多数已年老体弱，有的已病故。但是，家属和原工商业者一样，虽然经历了十年风雨，“听、跟、走”的信心不动摇。支部成员中相对年轻、身体较健康的会员们，立刻恢复了支部活动。家属支部与老年支部成为民建恢复工作后最早过组织生活的两个支部。
支持筹办钱江业余学校
1978年，省民建、工商联提出筹款办学设想，家属王漱芳、黄瑞琳当即响应。其时，王漱芳、黄瑞琳本人都无工作，依靠已故丈夫的遗产生活，仍各捐2万元，支持办学。
家属支部会员顾文芳支持丈夫将落实政策时的补发工资4万元，全部捐出办学，并鼓励丈夫负责筹办钱江业余学校，担任校长之职。
家属支部会员缪佩珍、胡燕蓉在钱江业余学校开办之初工作人员较少的情况下，帮助学校抄写学生名册等各种文字工作。
钱江业余学校开办之初，工作人员少，工作繁忙，且业余学校的特点是都在晚间上课，因此这些老民建会员经常是一天三班，日夜到位，非常辛苦，家属顾文芳、张元和每学期都代表学校感谢慰问他们的家属，使学校工作人员非常感动。
自筹钱江妇女服装社
家属支部会员顾文芳、钱凤娟、王漱芳等受原工商业者、民建会员为安排知识青年返城就业与街道合作办企业的启发，向省工商联商借资金2000元，利用市民建、工商联机关内闲置的一间空房办起了钱江妇女服装社，门口设摊为门市部，内侧为工场。参加服装社工作的有顾竹君、陆慧淑、李美芳等会员和家属。由于服装社有不收布票的灯心绒和质优价廉的丝绸零料，一时门庭若市，在中山中路上小有名气，营业范围也逐步扩大，发展到自产自销的儿童服装。为提高服装质量，改善服装式样，还聘请杭州香港服装店的民建会员王丽生来服装社义务传授技艺，作了多次裁剪讲座。至此，服装社不但有店面（名叫钱江化纤商店）出售呢绒、丝绸、棉布等面料和儿童服装，并拥有来料加工的工场，来料加工业务中有为顾客量身定做的男女衬衫、长短裤、两用衫、中山装等，还曾接到江西省南昌市业余音乐队的几十套西装订货。钱江妇女服装社是当时杭州市民建、工商联的第一家自办企业。
社店共有职工15人。两年多安置待业青年27人次，总营业额为531292.34元，纳税10496.07元，利润29777.18元。顾文芳因此连续8年被评为市“三八红旗手”和省、市、区“五好家庭”，1983年还被评为全国“五好”家庭。
钱江妇女服装社的管理费所得，除丰富家属们的活动外，还用来开展一些其他方面的服务。如为减轻市民建、工商联干部们洗衣、洗被的家务劳动，服装社赠送给市民建、工商联洗衣机一台；为支持“老年之家”的京剧团，服装社出资购买了一套锣鼓相赠；为关心下一代，连续两年“六一儿童节”，服装社把家属个人捐款购买的奶粉、饼干等食品和服装社库存的儿童服装捐赠给良渚儿童福利院，得到了市妇联、市民政局的好评。
1984年，市民建、工商联筹办杭州工商企业公司，接收了钱江妇女服装社的场地及全部资金、资产，家属全部解散，钱江妇女服装社从此结束。
关心少年儿童工作
为响应杭州市妇联提出的妇女工作要关心少年儿童成长的号召，市“两会”在每年“六一儿童节”都举行茶话会，开展有益于儿童的活动。1982年，黄瑞琳为市儿童福利基金会筹集1000多元，“两会”妇女集资790元。1983年，支部骨干缪佩珍、钱凤娟、王云生等在儿童节前义务劳动，自裁自制童装，按成本出售，受到社会和家长的欢迎。1984年，发动“两会”成员筹资227元购买食品、玩具、图书及童装156件，慰问市儿童福利院的儿童。1985年，发动妇女捐献300多件童装给儿童福利院。“两会”妇女还曾连续多年轮流向市政府幼儿园、区街道幼儿园捐款捐物。
“两会”妇委会还为“两会”妇女干部及家属举办幼儿家庭教育讲座，印发资料，宣传幼儿家庭教育的重要意义及其基本内容，邀请省儿童保健院副教授俞秀英医师、儿科名中医唐福安讲解儿童常见病的预防治疗，并在现场解答问题。“两会”妇委会还请市政协委员、东园幼儿园主任张焉和清波幼儿园主任傅奉钦讲解幼儿早期教育的重要性。
在少年儿童工作中，支委黄瑞琳和王漱芳的工作尤为突出。黄瑞琳早在1958年就出资在家中办全托幼托所。1979年在党给工商业者落实各项政策后，她想在有生之年继续为幼教事业尽自己一份心意，向儿童福利基金捐款4万元；为扩建横河幼儿园捐资1万元，另捐款添置电冰箱、钢琴、玩具，并帮助幼儿园改善饮食营养、午睡条件、教育质量、健康状况；她为翻建学士路幼儿园（现名行知幼儿园）捐款10万元；筹建新世纪外国语小学时，她除了捐款，还提出许多合理化建议。鉴于黄瑞琳为少年儿童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她被评为区、市、省、全国“三八红旗手”及市少年儿童先进工作者。1983年她光荣地出席第三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她还历任浙江省四、五、六届政协委员。
王漱芳早在1958年就向省、市工商联办的钱江、求是两所中学捐了巨款。她除在“两会”做好妇女工作外，还是居民区的副主任兼妇女主任。她捐款1万元扩建湖滨幼儿园，为市残疾儿童捐款3000元。在暑假里,她组织帮助少年儿童复习功课，带领他们参观；她热心校外辅导工作，帮教失足青少年；带头办集体企业，安置待业青年。因而多次被街道、区、市评为少年儿童教育先进工作者，1981年被评为市“三八红旗手”，任上城区六届人大常委，1983年4月起任浙江省五、六届政协委员。
配合市“两会”开展咨询培训支边工作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两会”家属领会精神，鼓励支持丈夫投入经济咨询、培训、支边等工作。
“两会”妇委会对主动支持丈夫支边工作的家属给予赞扬及关心。如余益娟在丈夫、民建会员何宝湘离杭支边后，妇女干部孙酉兰、家属会员顾文芳、缪佩珍多次代表组织去探访她，告诉她丈夫的工作、行程、饮食起居等情况。在组织的真诚关心下，余益娟感到很温暖、宽心。缪进友的爱人张大姐对支边有顾虑，担心丈夫年龄大，路途远，身体吃不消，妇委会同志就把当地组织及有关部门对她们亲人的重视和热情款待告诉她们，使之消除顾虑。当她们丈夫光荣归来时，“两会”组织欢迎会，请支边人员偕家属双双出席，使她们感到丈夫的成绩是她们支持的结果。
当“两会”成员协助湖滨街道筹办湖滨托运服务部时，民建会员林治元的家属有顾虑，王漱芳、张兰配合街道干部家访10多次，王漱芳还自己掏钱买慰问品去看望，帮助林治元爱人消除顾虑，支持丈夫办好企业。
1984年培训班教员李维杰家属担心丈夫的健康，不愿他继续教课，缪佩珍与培训班的同志一同前往对家属耐心地做思想工作，使家属改变态度，不但支持丈夫继续讲课，还给女儿报名参加培训班学习。
同年，妇女支部与饮食业民建会员联合举办活动，由妇女支部会员和会员家属表演家常菜的烹饪技术，有王蕴华做的扬州狮子头、烧干丝、爆鳝段，吕满的炸猪排，洪美英的五彩豆腐，顾竹君的开洋香干拌芹菜等，受到饮服公司的表扬。
关心工商界家属
对“两会”妇女骨干进行家访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访问工作，主要是动员“两会”家属参加学习，提高政治思想觉悟；80、90年代是动员家属鼓励支持亲人发挥余热，投入咨询、支边、培训办学等工作。妇女支部会员几十年来始终关心着家属骨干的家庭及生活，对年纪大、体弱、行动不便的家属除节日慰问外，生病时更是探望不断，困难户和遗孀是关心的重点。
妇女工作是家属妇女支部的工作重心，在频繁的家访中，支部的骨干们敞开心扉，与家属促膝谈心，努力为她们排忧解难。民建会员金奎先是错划右派，妻子余琳在1958年受丈夫牵连被迫离岗回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丈夫得到平反，在走访中缪佩珍得知余琳的问题得不到解决，经支委研究后，由黄瑞琳多次联系下城区委统战部和丝绸局，终于办妥了余琳的退休手续，使她有了社会保障。她万分感谢组织对她的关怀，从而积极参加居委会工作，被评为积极分子。
工商联常委、民建会员赵柏林退休后在钱江业余分校发挥余热，因心脏病猝死在岗位上，缪佩珍代表组织慰问了他的家属。家属们为赵的两个低能儿日后的生活犯愁，缪既对家属进行劝慰，又向工商联反映情况，请求工商联组织处长徐根富会同赵的单位领导向市民政局申请为其中一个低能孩子解决生活医疗问题。3个月后得到落实，赵的长子专赴市工商联组织处及民建妇女支委表示其谢意。
民建会员李重、张兰夫妇在旧居拆迁时，心事重重。缪佩珍在走访中了解到，张兰在湖滨街道干过10年以上居委会副主任兼妇女主任，按上城区政府政策，张兰可以享受生活补贴。经过多方反映，终于使问题得到了解决。工商业者遗孀金巧云是家庭妇女，无生活来源，长期靠补助生活，却又不幸遭受火灾。干部孙酉兰和缪佩珍经与街道等有关部门联系，使其得到了补助并解决了住处，得以安度余生。邻居们说，你们单位真好，她幸亏有你们的帮助。民建妇女支部骨干汪雪筠是家庭妇女，体弱多病，丈夫在世时退休早、工资低，由工商联长期补助。1995年她丈夫病故，“两会”部分妇女成员出资为她丈夫安葬，此后支委将她作为重点关心对象，直到病故。
对外联络工作
妇女支部成员在对台湾、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接待联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民建副主委顾文芳有很多亲属在海外，频繁来到大陆，她都热情地做好接待工作，并热心为台属工商业者汪萍青与在台大的教授丈夫沟通关系，使他们在港会面，了却汪萍青最大的心愿。1982年顾文芳被评为市归侨侨眷先进工作者。
支委吴虹影的干爹赵曾珏是国民党高级官员，解放前去美国，曾两次回国观光访问，并赠送给浙江大学价值人民币30万元的教学仪器设备。在杭期间，吴虹影热情接待，又经多方联系，落实了赵曾珏在杭的花园洋房。
来羽飞协助街道走访社区的侨眷，使一封从美国寄来的死信变活，为拱墅区小河街道的两名台胞及台属找到了亲人，并使他们在港会面。1981年，她被评为区侨眷联络员积极分子。
茅爱凤为街道一女工找到在美国的妹妹，并帮助她办理去美探亲手续，还将一封无法投递的海外来信，在绍兴找到了收信人，使离别36年的亲人取得了联系。1981年，她被评为区侨眷联络员积极分子。
缪佩珍在1978年通过在港亲属为省民建汤元炳主委提供了几名香港著名实业家的政治经济情况。通过定居美国的表姐为邵芝岩笔店负责人找到多年无法联系的在台亲属，又通过定居美国的表外甥女，将信件亲手送到邵芝岩笔店负责人亲属（原国民党财政部次长，后任台北中美和石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手中，经过几年的信息传递，消除了他们的顾虑。该亲属在1991年4月曾回杭祭祖。1994年在上海复旦大学（其姑母夫妇是复旦毕业的）捐资建造一幢可容纳约300多人的三层楼女硕士生宿舍，1998年又在老家绍兴捐建一所小学。
需要说明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建组织开始发展新会员，有不少女知识分子入会，为了与时俱进，家属支部改称为妇女支部。但由于工作的需要，妇女支部仍是由原工商业者的家属组成。随着家属会员的年龄不断增长，今天她们已都是八九十岁的耄耋老人了，但无论如何，由于她们具有时代特色的工作，为民建会的历史增添了灿烂的、永不磨灭的的一页。
（作者系民建杭州市委会名誉副主委顾文芳 原民建杭州市妇女支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