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3日，民建杭州分会成立，当时有会员87人。1953年9月27日举行第二次会员大会时，会员也只有150人，其中30岁以下的青年会员更少，除了机关干部外，只有孙延年、章炳堂、徐祖潮、李振华等几位。
唐巽泽介绍我入会
1953年我28岁那年，经学习委员会主委唐巽泽介绍，与朱耀辉、沈衍础、钱有声同时加入民建会。入会后，先后担任过五金、国药、茶叶、旅馆、瓷窑、席帽等行业混合小组召集人。后来随着会员人数的增加，会组织设立了行业基层支部，我长期担任五金、交电、化工支部主任。在这期间，机关干部周平英、程岫青、程炜等同志曾先后来我们支部辅导工作。支部工作由支委会集体领导，支部活动因事应时安排，有贯彻市委会布置的任务，有思想交流，也有适当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有时还在假日到郊外去活动，自带菜蔬、自己烧煮、自做野餐，支部气氛活跃，成员感情融洽。我们支部工作的经验，曾在省市民建组织中交流，并获得了先进支部的荣誉称号。
“飞轮别墅”的周末晚会
20世纪50年代，市民建主委唐巽泽思想开明，善于同会员群众交往，提倡在机关内举行周末晚会，以联络会员之间的感情。
晚会的内容有下棋、打桥牌、喝茶谈心、跳交谊舞等。参加舞会的有唐巽泽、周平英夫妇，周孝高、黄瑞琳夫妇等，而我和袁炳章、张肃文、章炳堂、朱耀辉、孙伯龄等人则是常客，孙延年、吴仲翔、尹在琳及机关干部吴言等有时也来助兴。每次舞会前的地板打蜡和晚会后的清扫，都是青年会员包干。那时周末晚上的“飞轮别墅”(机关所在地)欢乐洋溢，会员心情舒畅，精神焕发。
在工商界发挥骨干作用
50年代初期，青年民建会员既要把主要精力花在企业的生产经营上，又要抽出时间参加同业公会和工商联的活动，有的还担任一定的职务，无报酬地为社会和行业服务。
我自1953年至1956年担任下城区工商联五金、交电、化工、木行、砖瓦石灰、肉食、饮食等行业的税收评议大组长，所属纳税户数百家，在下城区工商联税务干部吴尧文的辅导下，每到季度年度末都要协助下城区税务局完成税收任务。
在税收评议阶段要连续作战好几天，工作总要搞到深更半夜以至通宵，有的纳税人在自报公议中吵吵闹闹、哭哭啼啼，我们的工作十分艰巨，但每次税收评议都是依靠骨干力量，尤其是青年骨干完成任务的。
参加民主青年联合会
那时的青联主要是由工商、文艺、民族宗教及归国华侨等各界青年联合组成的。后来民建工商联也相应成立了青年工作委员会，市青联主席是团市委书记张殿臣，副主席之一是工商界青年代表人物章炳堂。民建、工商联配备钟春泉等干部参与这项工作。首先成立了工业、商业两个工商界青年小组，基本队伍共有30余人，由章炳堂和我担任两个组的组长。当时小组里有部分是与民建有联系的青年，到了1956年，大家先后参加了民建组织。
小组活动主要是组织学习，地点在青年会，每周学习半天，雷打不动。如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理解唯物辩证法；学习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在工商界中带头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等等。学习氛围非常活泼。并由民建会员魏煜熙、王煜林定期编印小组学习通讯，以交流心得体会。
文娱活动和军事训练
青年会是文娱活动的大本营，青年会总干事钮志芳、干事寿维奎等非常支持我们。周末晚上，活动安排得井井有条，有音乐老师教唱歌、有跳集体舞、打乒乓、下象棋等等。有一次邀请象棋名将刘忆慈作独自闭目应战数人的表演，使大家大开眼界。有时还与各界青年开展联欢活动。民建会员吴顺祥的单口相声《武松打虎》，是工商界青年的一张王牌，他的精彩演出每每博得与会青年的阵阵掌声。
青联还组织军训活动。由解放军的一位大尉带领，先教大家打背包，然后选择在一个夏日周末傍晚进行行军、野营。数十名工商界青年从湖滨整队出发，经南山路到达目的地虎跑。一路高喊一二三四，步伐整齐，高唱革命歌曲，雄赳赳气昂昂，当晚扎营露宿在虎跑济公塔下。蚊虫很多，不知哪位想出高招，弄来野草点火烟熏驱蚊虫。第二天清早就地举行“抓特务”活动，并选择凹处进行小口径步枪打靶，每人领3颗子弹，由解放军示范教导。大家初学射击比较紧张，有人中靶高兴，有人脱靶沮丧，但不论成绩如何，大家都尝试了一次感觉新鲜的军事训练。
接待国际青年
在青联的组织下，我多次参加了国际青年的交流活动。曾陪同过日本、印度、新西兰等国家的青年参观游览西湖，同他们一起参加文艺演出和交谊舞会等联谊活动。有的外国青年朋友临别时依依不舍，流下激动的眼泪。50年代接待工作的特点是朴实热情、注重实效，我迄今还保存着一份省、市青年接待组委会于1957年9月3日接待印度青年艺术代表团工作计划。内容是接团中央国际联络部电：“印度青年艺术代表团一行32人来杭游览西湖。接待工作应认真热情，实事求是，不能有任何松懈现象。”迎接人员有省青联副主席胡一元、秘书长厉熙彪，市青联秘书长任茂堂、常委吴叔飞，并组织欢迎群众50人……我们一起游湖、摄影,通过翻译交谈沟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友谊。后来我还和印度青年桑塔尔多次相互通信交朋友，现在意识到这就是50年代青年民间交往、交友、交流的国际统一战线工作。
公私合营高潮
1956年1月18日，全市公私合营高潮前夕，在各行业民建青年会员带领下成立了工商界青年突击队，通宵制作毛主席伟人像、红双喜、横幅、标语，以及学练敲锣鼓等。次日，大家不顾疲劳，怀着期盼“摘帽”的心情，敲锣打鼓兴高采烈地参加了工商联向政府申请和报喜的游行队伍，工商界青年还单独向省、市团委、青联的领导报了喜。工商界青年在公私合营高潮中的积极表现受到了省市有关领导的肯定和赞扬。
事后，省、市团委、青联召开了省、市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大会，选出孙延年、徐祖潮、章炳堂、吴叔飞、唐少云、姚润身、傅赛凤、杨永林(都是民建青年会员)等为杭州代表，参加浙江省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团，出席团中央、全国青联于1956年2月20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大会。会议期间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陈毅副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大会祝贺并讲话，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对工商界青年的关心和期望。他指出：“工商联青年积极分子要争取做党的助手，在工商界中发挥骨干、带头、模范作用。”“你们中有不少人将来会成为国家干部，有的先进分子还会吸收到党内来。”当时，这几句话使我感触特别深，我把它写在日记本上，经常自我鼓励和鞭策，作为座右铭。
工作各得其所
企业公私合营后，不少民建青年会员被安排为公私合营企业私方厂长、专业公司副经理和公司合营中心店、基层店的私方经理。民建青年会员受过民建组织的教育，迫切要求上进，一般都能认真与公方经理合作共事，搞好企业的生产经营。
我被安排为杭州市五交化专业公司祥泰五金中心店私方经理，下面有8家基层店。公方经理是党员，在公司党委领导下主要负责政治学习，开展劳动竞赛，抓职工的思想教育工作。我作为私方经理着重抓企业的业务，并在实践中逐步树立依靠职工群众的思想，学习民主管理企业。这样公方私方经理既有分工合作，又有共同语言，公私关系相处很好，我自己也觉得心情舒畅。
加强思想改造
在企业公私合营后，加强对工商业者的思想改造成为民建、工商联的主要任务。除了加强政治学习外，还要参加各种劳动锻炼，如1957年冬天去郊外挖河泥积肥为农村春耕做准备；1958年三伏天去修筑公路；参加小高炉炼铁等等。诸多的劳动虽然十分艰苦，但民建青年会员都能吃苦耐劳，起到骨干带头作用。
1958年初春，民建组织了部分青年会员参加省委农业检查团促进农业生产工作。我被分配在嘉兴地区分团，在省委统战部部长陈冰的率领下，与民革的刘劲持、农工的杨佛心等民主党派成员同赴嘉善沈荡乡等地蹲点一个月，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起研究春耕生产。
通过一系列的劳动实践，青年民建会员磨炼了意志，培养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开始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
时隔半个世纪，民建青年会员的往事犹在眼前。20世纪50年代对我们这些当时的青年人来说，是非常关键的时期。因为工商界经过1952年的“五反”运动，当思想上感到迷惘消沉的时候，是民建组织及时帮助我们消除疑虑，坚定接受共产党领导的信念。是50年代打下的思想基础，促使民建青年会员不断进步，并成为工商界中的骨干，乃至于在50年后的今天得到了晚年幸福的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