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一年后，金秋10月的一天，民建省委会和省工商联领导邀请陈文宪、何文德、王子杰、徐天庵、朱耀辉和我共6人，到法院路34号去叙旧。大家准时到达，只见汤元炳、孙延年、汪祖裕3位领导已在庭前迎候。进了小客厅，清茶一杯围桌而坐，已经10多年没有这种场景了，真有恍如隔世之感。领导提议：“今天不是来诉苦泄怨的，气氛轻松些，聊聊别后家常。”久别重逢，发言自是热烈，不觉夕阳西下。汤老提出到附近一家餐馆由他请客，虽然都是家常小菜，黄酒2斤，但是只只菜肴上来就像“秋风卷残叶”一扫而空。这一次的小叙是今后故事的“开篇”。    

    1978年初秋，民建省委会领导孙延年、汪祖裕来参加我们的支部活动，内容是事先约定的。就是要成员针对“十年浩劫”后在商业战线上出现的一些问题，理出一个头绪来，想想自己能为四化做些什么。这次组织生活中，在领导提议下，由前述6人，加上陈家根、娄继心、陈曙明、项松楠共10人，组成“百货业四化服务小组”，朱耀辉任组长。经过几次讨论，四化服务小组将问题归纳为这样几个：经营管理混乱；商品积压脱销；服务态度低劣；业务知识匮乏。小组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集体讨论后写了《国营批发企业在经营管理上的问题和建议》一文，经省“两会”送中央“两会”，再转呈“中商部”，得到了充分肯定。次年夏季，小组又写了《今夏汗衫为何脱销？》一文，在杭州市百货行业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在这两年中，小组先后为几家同业进行了咨询服务。例如商场布局、商品陈列等等。在实践中，小组又集体写了几篇短文，合编成《浅谈零售商店的经营和管理》，由省“两会”印成32开的小册子分赠全国“两会”，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1981年1月15日，我出席中央“两会”在京召开的号召民建成员为四化服务的动员大会，很多人的发言和会刊报道，使我深受启迪。春节后不久，在市委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市政协委员新春茶话会上，我即兴发言，谈了参加北京会议的感受，表示要在有生之年为四化建设甘当老黄牛的决心。    

    阳春三月，孙延年与汪祖裕两位领导来参加百货支部组织生活。汪祖裕同志提出：“四化小组能不能为百货公司所属各店搞一次全行业的职工培训？”这个课题一提出，先是片刻沉寂，接着大家就七嘴八舌说开了，但语意中充满疑虑，不外乎“怕”与“难”两字。“怕”：工商界中曾有人响应国家号召，自己出钱办学校，结果被扣上与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罪名，如今叫资本家登上讲台，以后来个“秋后算账”，那真罪该万死了。“难”：我们这些老同志，虽有点实践经验，但肚里装的是土货，要系统地表述，有章有节地诠释商品知识，不知从何说起……真是“左怕右难”。孙延年同志插话说：“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就看大家有没有信心。有信心，就会开动脑筋，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没有信心，只想到困难，就会打退堂鼓。”这番话真击中了要害。朱耀辉代表小组表态：“我看同志们是有信心的，组织上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是对我们极大的信任。当前要做的就是根据各人特长分工合作，譬如床上用品、日用化妆、针棉织品、钟表鞋帽等等。”为了使讲解翔实有据，我们不仅买了参考教材，还分工到有关工厂去调研请教。我为了棉纱的问题登门求教毕仲英同志。每个人都是全身心地投入，甚至到废寝忘食的地步。然后定时集中，根据分工，有人作中心发言，大家补充。两个月的紧锣密鼓，大家认为有几分把握了，经过研究把第一次试讲的担子压在我肩上，我就当仁不让了。先在百货支部内试讲，那天省民建领导也来参加。我讲的内容是《试谈企业的经营与管理》，其中涉及一些商品知识和服务质量问题，同志们提了不少意见和建议，尤其是延年同志，也许是他与商业有着“血缘”的关系吧，所以说的都在“点子”上。这次的演练为试讲打下了有益的基础。    

    1981年5月，耀辉同志向百货公司和一商局党委汇报。一商局局长朱猷宾说：“我们想做的一件大事，你们已想到了，由百货业中的老行家们来讲课，真是太好了。啥时候试讲我们一定组织人员来听。”6月上旬，试讲在市“两会”二楼举行。听讲的有局长，公司党政工团及省市“两会”领导、科室干部及小组成员，真是济济一堂。这样级别的场面我真有点慌兮兮，这毕竟不是说相声，可随机应变。这是成败攸关的重大一举，只许成功，不能失败。我镇定自己，拿着讲义，注意语态，对关键的要点与段落大意，用板书写明。结束后，赢得了一致的肯定。朱局长当场责成公司领导订出计划，从速开课。
    百货业基层店共有130家，上自江干，下到拱墅，北至半山，从业人员共3300余人，大店七八十人，小店只五人，这个培训确是项十分复杂细致的“系统工程”，公司由陈浩明经理挂帅，工会与团委协办，“挑大梁”的是工会主席王福坤。
    王福坤同志办事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经过他们深入调研，制订出培训大纲：共分22种商品大类，上32堂大课，计100个课时。参加培训的共500人，大多是初中以上文化的年轻人，分两期进行，每期结业都须考试，再由这500名学员回店传、帮、带。课堂设在公司大礼堂，50套课桌椅，设备一应俱全，一张乒乓台作为商品包、扎、折、叠的平台，我的课时较多，都从经营管理上作为切入点，带出商品知识。讲的人都动足脑筋，充分备课。例如项松楠讲的钢精搪瓷，备带实物，讲商品的沿革和制作过程以及保养使用，讲得有声有色。娄继心别出心裁请人做了3个放大100倍的表芯模型，照样会走，以此说明钟表原理和保养。值得一提的是蚊帐，当时跑遍杭城买蚊帐，都不抖开让顾客挑选，为什么？因为蚊帐一抖开就无法还原折好，只能卷作一团，塞进算数。王鹤亭的折叠蚊帐真是讲解清楚，要领突出，动作利落，外型美观。对于许多商品，如绒线、内衣、床单、服装等等，都经过我们示范，再请学员上来实习，往往一次不成，再请上来，有的上来三次，直到大家满意。对于包、扎，都有严格的要求，学员们常说，想不到买进卖出，还有那么多讲究。因为大家来有所得，所以课堂纪律很好，很多人勤记笔记，取得比预期更好的效果。
    百货业培训工作的成功，带动了全市的各行各业，也引发了全国性的培训热潮。四化小组是在省“两会”的正确引导下，开了先河，也确使当时杭州百货业的服务质量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1982年7月，中央“两会”在京召开经济咨询服务工作经验交流大会，王福坤同志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并在大会上作了精彩的发言，因内容“有血有肉”，博得了长时间的掌声。其中也谈到他起初的思想顾虑，跟我们开始时的“怕”极其相似，用他的话说，学员对我们讲课的评价是9个字：“听得懂、记得牢、用得上”，真是“言简意赅”。
    1982年起，小组与公司领导制订了每月一次的例会制度，公司出题目，我们交答卷，对一些大店在商场布置等方面交过很多答卷。例如“半山百货商店”场地大，人手多，就是业务差。由于商场布局零乱，商品陈放无序，人称“三不像”，不像百货店，又不像杂货铺，也不像供销社。小组去了5人，与该店职工一起动手，经过一天一夜的奋战，成为“三满意”，即顾客满意，商店满意，领导满意，业务也明显好转。又如建议搞一次青年职工包扎折叠比武大会，在主要街道10家大店开展商品陈列红旗流动竞赛等，不但均被采纳，而且还邀请王鹤亭、项松楠、吴涌法和我担任裁判。    在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下，一度出现了“工农兵学商，一起来经商”的局面。“劳服公司，遍地开花”，四化小组更有用武之地。因为我所讲的是经营管理，不受行业和商品的限制，所以“生意兴隆”，逐渐地拓展，从业内到业外，又从市内到市外（如富阳、临平、萧山、衢州等等），从省内到省外（屯溪、歙县），多数是由当地商业局出面通过省或市“两会”来邀请。其中给我留下美好回忆的是1985年一次椒江之行，由当时已任省工商联副秘书长的陈文宪来邀，同行者还有吴颖生同志。我们3人到了椒江，由台州市商业局接待。次日上午开课，先由吴颖生讲财会方面的专业常识和财会人员的重大职责。接着由我讲《浅谈商店经理的地位和作用》。这次听课的共有100余人，都是台州市一商局所属各行业基层店的经理和会计以及局的领导干部，水平相对较高，讲和听双方都很投入。午休时，我心有所感，拟了两首七言诗，下午课结束前，在黑板上写出： 
    山色风光椒江美，改革开放育新人；
    我为商业培后继，青出于蓝征前程！
    青山不老人易老，绿水长流情永存；
    能有得益堪自慰，一课难忘常系心！   

     哪知到了晚上，有10多名男女学员拥到我们的房间来，由一位男生朗读了他们的答诗，惜乎快20年了，这页诗稿早已在多次搬迁中不知去向。次日早晨，我们出发前，只见院子里数十人分成几组，以热烈的掌声欢送我们，直至我们的车渐渐远去……此情此景，是此生值得回味的一页。    

    1986年2月，时任民建杭州市委副主委兼秘书长的程炜同志和我在下城区为所属各工厂商店分别作了《怎样当好厂长》和《怎样当好基层商店的经理》的讲座，后由市“两会”编印成32开的小册子《工商专业培训》第二辑，分赠全省“两会”及有关单位。    

    自1983年起，原四化小组10人，有几位退休，陈文宪转省“两会”，朱耀辉身体欠佳，所以新加入了王鹤亭、吴涌法。我们3人，曾多次为闸弄口、江干等好多新开店去进行咨询和培训。    从1981年开始到1990年，小组活动持续了10年之久，累计先后举办咨询、培训、讲座642次，达3万人次。    

    回首往事，27年弹指一挥间，原来的四化小组成员，十去其七，余下三人也都是耄耋老人矣。当时，我们这些年近退休的人，能自觉地组织起来，既无报酬，又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为了什么拼老命？回答是：我们都是上世纪50年代入会的老民建会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党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使我们焕发了第二次青春，“能为四化献余热，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就是我们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