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海秋（1902--1985），浙江绍兴人。1950年6月加入民建，历任民建杭州分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民建浙江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委员、民建中央委员会委员、民建中央委员会顾问。解放后，历任一、二届浙江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和协商委员会委员，浙江省人大代表，浙江省政协常委，一、二届杭州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杭州市政协副主席，杭州市副市长。
忠诚爱国的民族工业实业家胡海秋（1902--1985），名景涛，浙江绍兴人。早年留学法国，攻读纺织工业。回国后与同学一起，先后在上海、杭州创办六一织造厂。
胡海秋的一生，目睹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演进，亲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变革，经受了各个时期的锻炼和考验，走过了坎坷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培养、教育和民建组织的帮助下，他从一个朴素的实业救国论者，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风雨同舟的忠实朋友。
勤奋好学 远涉重洋攻读
胡海秋的父亲是北京京绥铁路局科员。胡海秋从小好学，天资聪颖，14岁时便与其弟一同考进天主教会办的高等法文学堂。这所学堂除了传教外，专门培养法国在华活动的所需人才。毕业考试成绩好的，还能分配到中法合办的京汉铁路、陇海铁路去工作。他父亲认为铁路是“铁饭碗”，指望兄弟二人毕业后能进铁路工作。
1918年，法国内阁总理给法文学堂两个公费留学法国的名额。当时正值国内军阀混战，一些青年人都想出国向西方寻求新知识，寻觅救国之道。胡海秋兄弟发愤攻读，终于以优秀成绩名列前茅，双双摘下了公费留学法国的“桂冠”。
同年秋，胡海秋兄弟远涉重洋，抵达法国首都巴黎。弟弟考上了法国北部的一所铁路工程学院。胡海秋不愿继承父亲认定的“铁饭碗”---铁路行业，而选择了棉纺织业，考上了法国东部安比挪市的棉纺织学院。
当时在外国，中国人是被看不起、受欺侮的。不论租房、上饭馆，处处吃亏受气，这些情况使他感到十分气愤，深深体会到弱国无外交，从而激发了他的“实业救国”之志。
安比挪市是法国的棉纺织业中心城市。学院内有中国学生20多人。入学后，胡海秋陆续结识了来自东海之滨的浙江籍同学杨雨田、陈浩、金赤文、秦炳洙和何浩翔5人，他们都是勤工俭学的学生，其中胡年龄最小。共同的抱负，一致的理想，使6人渐渐成为莫逆之交，亲如兄弟。经济上和生活上互相照顾，后来成为杭州六一织造厂的创始人。
在法国留学期间，有一次在巴黎中国领事馆，胡海秋初识周恩来同志。当时周在法留学期满，准备回国。周祖籍也是浙江绍兴，在异国遇同乡，倍感亲切，两人交谈甚久。周说，我们来欧洲一趟不容易，多学点本事，好回去报效祖国，我们的同胞太苦了。这几句话深深地印在胡海秋的脑海里。
学成归来 一心“实业救国”
棉纺织业源于我国，历史悠久，但由于历来政府腐败无能，科学文化落后，崇洋媚外，固步自封，数百年来发展缓慢，以致国内对棉纺织品的需求，大部分依赖进口洋货。胡海秋等热血青年立志走实业救国之路，为寻求致力实业的新知识新技术，他们白天读书，夜间做工，勤俭节约，从1919年到1924年5年间陆续集资购买了数百本纺织技术书刊，取名为“六一藏书”，为实业救国的理想投下了第一笔资金。
胡海秋等经过5年苦读，毕业迫近，回国就业是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但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政局动荡不安，洋货侵入，市场萧条，规模稍大的工厂都濒临倒闭的危险。他们通过国内亲友多方打听，认为在上海办较小的工厂，可能尚有生存发展的希望。尽管他们家庭都并不富裕，但还是分头想方设法筹措办厂资金计2万元，并商定不论出资多少，股份6人均等。他们雄心勃勃，在异国他乡就为回国筹建工厂的理想描绘蓝图。
通过棉纺织学院院长的介绍，毕业后胡海秋等人去一家制造纺织机器的百年老厂当实习生。该厂由棚户小厂逐步发展起来的工厂，当时已成为法国纺织机械业的大厂。这一事实，启发了他们，增强了他们创办针织厂的决心。在学习中，胡海秋等与厂方谈妥，订购了一批针织机，厂方在价格方面给予较大的优惠，并赠送一套样机，为筹建工厂打下了基础。
1925年春，胡海秋等结束了在法留学生涯，满怀信心，回到了阔别6年的祖国，立即开始建厂的筹备工作。首先是为选厂址而奔波。那时上海社会混乱，相比之下，租界虽较为安定，但租界房地产价格昂贵。最后在租界边缘闸北区山羊里租下一座小厂房，定名为六一织造厂，含有6人合办一厂之意。胡海秋被推选为业务经理，其他5人分别担任正、副厂长等职。同时，各人在家乡亲友中招收职工和学徒共计20余人。不久在法国订购的机器陆续运到，大家动手安装，参加生产，并传教学徒。1926年初，正式开始生产。胡海秋从此开始了“实业救国”的生涯。
上海是通商港口，工商业发达而又集中，洋货充斥市场，商贾中弱肉强食，尔虞我诈，这对涉世未深、经验不足、不谙生意经的6位洋书生来讲，真是荆棘林立，陷阱遍地。一个初创小厂，产品不论在外观及内在质量上均无法与洋货和老牌子国货相比较，要打开销路谈何容易！他们曾想以廉价倾销与之竞争，但经销商店均以银根紧缺为由，拒绝进货，而上海银钱业认为工厂是无底洞，小厂尤其靠不住，不予贷款，欲向外地打开销路，又因各地关卡林立，横征暴敛，不敢贸然尝试。到了1926年底产品积压成堆，资金枯竭，贷款无门，工资不能准时发放，工厂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一心指望“实业救国”的胡海秋面对严峻的现实，不甘心就此沉沦。他知道固守6人自办的信条已不可能，必须向外吸收资金，以扩充经济实力。胡海秋想到了在杭州开绸庄、经营绸缎而发了财的表兄徐宝琳，徐虽系旧式商人，却颇有远见，认为办工厂有利于国计民生，他愿意投给六一厂所需资金，但他建议：（1）工厂改组推荐其学生陈海珊协助经营业务。（2）厂迁杭州，以利于经济活动和业务推销。况且杭州的工资比上海低，可减少成本。经6人商议，同意徐的意见，并进行了改组，公推善于经营管理的陈浩为经理兼厂长，陈海珊为协理，徐宝琳为监理，胡海秋与其他4人作为厂方协助。六一厂有了资金，增添了设备，经过生产技术的改进，产品质量有了明显提高，同时增加了新品种，打开了东北等地的市场，业务蒸蒸日上。
但是，好景不长，“九一八”一声炮响，六一厂失去了东北大片市场。不过，日本的侵略激起了我国人民的民族觉悟，“抵制日货”的浪潮在全国范围掀起，胡海秋等人在产品包扎盒上印上“牢记九一八耻辱”、“毋忘五卅惨案，请用六一国货”等口号，既表示爱国之心，又为自己的产品作宣传。
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给一蹶不振的民族工业以复苏的机会。六一厂虽失去东北市场，但上海、武汉等地的销路却逐渐打开了。加上当时北方军队急需配备御寒衣服，于是向各针织厂订购卫生绒衣裤。为了满足民用和军用两方面的需要，六一厂多次增添机器设备，增加工人，日夜24小时开工。这时六一厂已从一个小厂一跃成为全国针织内衣12个全能大厂之一，还在上海设立了发行所，这是六一厂生产兴旺的时代。
1937年8月淞沪抗战后不久，日本侵略军在金山登陆，嘉兴沦陷，杭州人心惶惶。胡海秋等抱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宗旨，把原材料、动力机等凡是可以拆开的东西，都运到绍兴农村和上海营业所匿藏起来。但不到一年，存沪物资被敌伪搜刮殆尽，绍兴农村的物资也遭汪伪“和平军”扫荡。胡痛心地说：“六一厂的血液被吮吸干了。”抗战8年，六一厂停产了8年。
惨淡经营 道路依然坎坷
抗日战争胜利时，物换星移，老一辈创始人中已有4人先后去世，剩下的仅胡海秋、秦炳洙、徐宝琳3人，秦炳洙患病长期在沪疗养，徐宝琳也年老体弱。六一厂的复业重担无疑地落在胡海秋身上。但工厂复业需后继有人，当时徐宝琳之子徐寿松和金赤文之子金绛年已大学毕业，还有陈浩之侄陈宗光系六一厂创办时第一批学徒，有一定的技术经验，3人都支持胡海秋主持复业开工。经股东会研究决定，由胡海秋出任总经理，徐寿松为经理，金绛年为副经理，陈宗光为厂长，组成领导班子，共同筹备复厂工作。
当时胡海秋已年过“不惑”，在设备流失、人员遣散、资金短缺的情况下，重整旗鼓。恢复生产要做许多工作，胡海秋和徐宝琳把自己的全部存款转入六一厂，作为流动资金；把已分散在各地的部分职工招请回厂；并招收练习生10人。1947年8月正式开工生产。复工后，胡海秋在管理工作上作了改革，在福利上制订一些稳定职工的措施：（1）公开账目、工资、奖励金，并按时公布。（2）建立职工俱乐部。（3）成立医务室、理发室、洗衣组，为职工服务。（4）举办夜校为练习生学习文化。（5）举办周末座谈会，听取职工意见。（6）提高工人工资，给女工享受年终奖金。这些开明措施，受到职工群众的欢迎，在当时社会上也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由于连年战争，旧中国经济萧条，物价不断上涨，货币贬值，国民党政府对棉纱等实行配给。胡海秋不愿走权贵之门，同流合污。复业后的六一厂仍苦苦挣扎，惨淡经营。作为总经理的胡海秋，欲进无门，欲罢不忍，只得时开时停，尽力维持。
解放前夕，国民党经济趋于崩溃，前线军事节节惨败，反动政权在摇摇欲坠的情况下，企图在后方利用社会名流出面维持残局。当时胡海秋在工商界已颇有名气，杭州市旧商会两次改组时，都有人游说要他出任理事；他的留法同学毛庆祥系国民党要员，1946年专程来杭与胡海秋商量，要胡出面筹建“中国生产促进会杭州分会”，胡都一一婉拒。在解放战争进入大决战时，胡经常收听延安、北平等电台的广播，聆听到关于共产党的城市政策，以及黄炎培等号召爱国的工商业者要相信中国共产党、勿轻信谣言的宣传。因此，他思想比较稳定，有一种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的期待感。
换了人间 企业得到新生
1949年5月3日，是杭州市解放的日子，六一厂敞开大门，全厂职工列队站在行人道上，迎接人民解放军进城。那天人们喜悦的情景，在很多年以后，胡海秋还常常乐为人道。
解放初期，20年来备受摧残的六一厂，经济能力极为薄弱。军管会主任谭震林召见胡海秋，向他讲解了党和政府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指出：只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企业，人民政府一定会大力支持的。不久，市政府派人到厂视察，决定由百货公司向工厂订货，人民银行给贷款。从此，六一厂生产稳定了，并且开始蓬勃发展，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1950年，抗美援朝运动遍及全国各地，六一厂带头捐款购买飞机大炮。杭州各阶层人士组成赴前线的慰问团，胡海秋为副团长，他耳闻目睹了志愿军保家卫国的壮举，并参观东北老解放区的建设情况，回杭后即动员上海震旦大学医科毕业的大儿子报名参军。在他的言传身教之下，大儿子毅然投笔从戎，到部队从事医务工作。胡对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不仅积极拥护，而且率先响应执行。如1951年，六一厂就首先实行了劳动保险条例。这时，胡海秋也成了爱国民主人士中颇有声望的人物。杭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成立，他被选为副主任委员。
胡海秋为国家作出了贡献，党和政府在政治上给予他荣誉和地位。作为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他上北京出席了全国政协第一届二次会议。在会上见到了周总理，总理走到他的身边，伸手说：“胡海秋先生，你好！”胡惊异周总理超人的记忆力，激动地说：“30多年未见了，您还记得我？”总理诙谐地笑着说：“怎么不记得，我们是老同学嘛，还是同乡哩！”胡向总理简要地汇报了回国办厂情况，总理鼓励他在工商界中带个头，把企业搞好，多为人民生产针织内衣，并风趣地说：“边区还有不少大姑娘没有裤子穿呢。”周总理平易近人的作风，直率而又深刻的教诲，一直成为胡海秋鞭策自己的动力。
1950年，民主建国会在杭州筹建分会，胡海秋被民建总会指定为筹备委员。从此，他以民主党派的成员，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诤友，积极从事民主党派活动。胡海秋是民建杭州分会第一、二届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此后，胡海秋工作更加兢兢业业，除了做好厂里的工作外，还积极投身社会工作，向工商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为利用、改造民族资本，发展社会生产而尽力。1952年“五反”运动开始，作为私营企业总经理的胡海秋不免受到冲击，对此他感到委屈，有些想不通，杭州市市长吴宪亲自找他谈话，帮助他理解这场运动的意义，一再勉励他要把生产搞上去。通过领导的启发，胡海秋端正了认识，也体会到党对自己的信任。面对国家经济恢复时期的困难，他变卖了家中的首饰，并与弟弟商量，卖掉其弟名下在杭的房屋，凑集了1万余元，投入厂中作为流动资金，原来存在厂里的存款也转为资本。1953年又去上海吸收了商业转业资金（鼎丰茶行）12.5万元。同年，杭州市政协成立，胡海秋被推选为市政协副主席。
1953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胡海秋积极响应，率先提出申请，经人民政府批准，六一厂于1954年4月5日公私合营，成为全市第一批改造试点单位。胡海秋被任命为公私合营六一织造厂的总经理。他与公方代表合作，融洽共事。由于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中起了表率作用，1956年，胡海秋当选为杭州市副市长。
胡海秋为人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办事脚踏实地，任劳任怨，自奉俭朴，洁身自爱。他在工商界中事事带头，起骨干模范作用，因此，深受工商界同仁的爱戴和敬佩。
1957年，党的整风运动开始，胡海秋向党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由于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他被错划为右派。3年困难时期，他担任六一厂修补站总站负责人。当时他虽已60岁，而且带着政治压力，但仍不辞辛劳地奔波于市内外14个修补站之间，为工厂渡过难关作出了努力。
安度晚年 峥嵘岁月堪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0年，中共杭州市委对他被错划为右派一案作了改正，恢复名誉。这时，胡已是78岁高龄。他感到欣慰的是党和政府最后还是实事求是地搞清了他的问题，并仍给予重视和信任。他被推选为中国民主建国会浙江省第一、二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全国工商联常务委员、顾问等职。
组织上为了照顾他的晚年生活，替他落实了住房。并设法将其小儿子从广西调回杭州。1984年7月，他的老伴黄雪瑛因病去世，他悲痛欲绝，不到一年亦随着病逝。
胡海秋一生爱国，为振兴民族工业而自强不息。他和他所创办的六一厂，在旧中国虽经历了艰难曲折的道路，从创业、发展、兴旺直至被摧残得奄奄一息，但终于在新中国成立后，获得新生。他在80高龄时，还拿起笔来，为六一厂的创建和发展的历史，也为他自己一生实业救国的经历，写下了近万字的资料。
他写道：“六一厂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革命的实践中，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才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起了微薄作用。我们这些人是这一段历史的见证，我十分珍视这一事实。回忆往事，作成笔录，以供后来者参考。”
（作者系原钱江业余学校副校长徐寿松，民建杭州市委会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