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60周年和浙江民建成立50周年，也是我加入民建组织50周年。在历史长河中，50年算不了什么，但对我来说，这50年却是我一生中最重要也是最值得回忆的。浙江省民建工作和民建组织是1955年成立的。按照党派分工，它是联系经济界和工商业界中的中上层人士及其知识分子的一个进步组织。我出于进一步认识新社会、跟上时代步伐、谋求自身进步的愿望和要求，在湖州加入了民建组织。 
    我出生在旧中国一个工商业者的家庭中。父辈的期望和家庭的影响，使我从懂事开始就一心向往继承父业，振兴家产。当时国民党政治腐败，对外屈辱于帝国主义，任人欺凌；对内搞一党专政，独裁统治，民不聊生。那时我家经营的丝厂、绸厂、练染厂、面粉厂，厂子在湖州，管理处和销售点在上海。1946年，我22岁，刚从上海沪江大学工商管理系毕业，我就开始为经营自己的产业努力。当时蛮想可以学以致用，将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实际中去，但事与愿违，国民党统治所造成的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投机倒把替代了正常经营，正当的民族工商业者步履维艰、困难重重。从1946年到1949年解放，我为自己的产业，苦苦支撑了3年，但钮氏企业始终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解放初有两件事情，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并让我开始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第一件事是解放大军进入上海市区那天，我亲眼看到整整齐齐露宿在南京路和金陵路行人道上的解放军战士。当时天下着密密麻麻的细雨，经过日夜行军，极度疲劳的战士，宁可冒风寒，一个紧挨着一个露宿街头，却没有一个战士去惊扰老百姓的，对人民真正做到了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这样好的军风军纪体现在一支打了胜仗的先遣部队的战士们身上，是极为罕见的，要不是我亲眼所见，简直难以置信。第二件事是解放后不久的一天下午，湖州市军管会主任、市委书记、市长、总工会主席等领导来我厂开会，会议开得很晚，结束时已经是万家灯火，大家还饿着肚子，天又下着雨，几位领导同志都没有带雨具，我要留他们吃饭，没有留住。结果他们都脱了鞋，赤了脚，冒雨跑了回去。我在厂门口远远望着这些共产党的“大官”们在雨中离去的背影，敬佩之心，油然而生，我一下子悟出了为什么共产党能够用小米加步枪消灭国民党800万正规军的道理。从上述两件我所亲身经历的事情中体会到，有这样一个好的党、好的军队、好的干部，我们还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共产党不仅能够摧毁一个旧世界，也一定可以建设好一个新世界，为我们国家的千秋万代事业带来希望。 
    事情的发展也果真如此。解放后，共产党迅速治愈了战争创伤，在国民党留下的废墟上，开始各项建设工作，经历了3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转入到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我所从事的丝绸行业，解放初曾一度因外销中断，内销困难，产品卖不出去，企业陷入很大困境。人民政府对我先是收购成品，发放贷款，之后再采取加工订货等多种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扶持措施进行帮助，企业开始逐步好转。通过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学习，我在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到来之前，自觉、主动地向湖州市人民政府提出把达昌丝厂、达昌绸厂、天昌练染厂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实行公私合营的申请，于1954年和1955年先后获得政府批准。企业公私合营后，由于生产关系的转变，极大地提高了工人的主人翁意识和劳动积极性，企业以一日千里之势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它向人们昭示，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企业才能有真正的发展，国家才能有振兴的希望。 
    在国家政治经济面貌发生根本变化的同时，人的思想面貌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在民建和工商联组织的推动和帮助下，我参加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政治学习，参加了各项政治运动。关心国家大事，认清形势，学习党和国家各项大政方针。同时，系统地学习了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列主义原理，结合中国实际创造的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和赎买政策，学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方针。从参加政治学习和各项政治运动中，不断提高认识，提高觉悟，并从中得到锻炼，经受考验，心悦诚服地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即使1957年整风反右期间，我被错划为右派，连同以后10年“文化大革命”浩劫，在政治上我蒙受长达20年的委屈的时候，我也没有动摇过对党的信念。在以后党通过自身努力来纠正克服自己的缺点错误而采取一系列拨乱反正措施的时候，这个信念更强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相继恢复活动，我调到民建工作。1981年任民建湖州市委会副主委，1986年任主委兼民建浙江省委会副主委。1983年嘉兴地区撤地设市，我被选为湖州市第一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9年因工作需要调任浙江省工商联副主委(副会长)并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1997年起任省工商联会长、全国政协常委。党的培养教育和民建会的引导帮助，给了我莫大的鞭策和鼓舞，使我干劲倍增。我以能在自己的后半生，为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作一些微薄的贡献，感到无比的欣慰。 
    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以来，为了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努力贯彻党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正确方针，民建、工商联倾全力支持个私企业的发展，积极动员和鼓励他们为国家、为社会多作贡献。回顾过去的历程，我国个私经济的地位，从“有益的补充”到“必要的补充”，从“组成部分”再到“重要组成部分”，写进宪法。私营企业主从不允许入党到允许入党。在今年全国人大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再次修改宪法过程中就私有财产权问题和社会主义建设者的称号等问题，又作了明确规定。民建会和工商联都曾为此做出过努力，当然关键是党的政策好，得人心；其次是个私经济经营者的自身努力。很多人开始时是带着各种疑虑，冒着各种风险去从事个私经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策的深入，他们在实践中慢慢消除顾虑，现在他们可以放心、放胆做生意，由本地区做到外地区，做到全省、全国乃至国外。看到他们的事业伴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国力的提高而日益兴旺发达起来，我从心底里为他们高兴。这中间也有一些人包括一些媒体记者问起解放初，我带头申请公私合营，把企业交给国家，而现在又积极支持国家发展个私经济，对此有什么想法。我觉得，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历史使命，根据这个历史使命而制订不同的政策措施是完全正确的。国家要展开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首先自身要有一个强大的国民经济基础。解放初，国民党政权留给共产党的是一个烂摊子，国家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如果不对当时存在的大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就不可能在较短时间里恢复国民经济，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国家也就不可能有今天那样的繁荣富强。只有我们的国民经济强大了，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了，才有可能提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政策来推进我国的经济建设向更高层次发展。两种政策之间是相辅相成的，不是互相排斥的。据1956年公私合营时统计，原工商业者76万人，当时清产核资，他们的总资产仅22亿元人民币。而据2003年统计，全国私营企业总数已经超出200万家，总资产达到了2万亿元人民币。这里很清楚地表明，离开了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无法实现。 
    作为一个老工商业者，回想我过去一心向往继承父业，振兴家产不能如愿，而今我们终于走上了一条过去几代人一直梦寐以求的希望之路，我们将随着祖国的富强一道兴旺发达起来，我感到无限的欣慰与满足。同时，也深深地为自己能够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坚持跟着共产党走，为建设我们伟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才智和力量而感到高兴。展望未来，我满怀信心，尽管我已经退休，但我们所处的时代还在不断进步，我们的国家还要继续发展。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富强，民族的振兴，人民的幸福乃至我们每个家庭和个人的前途命运，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离不开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这是我对自己这半个世纪以来所走过的道路的历史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