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0年8月参加杭州市工商联工作的，时任组织组会籍股股长。两年以后，因民建工作需要，由曹湘渠同志找我谈话，将我调至民建杭州市委会机关工作。同时调民建的还有孙德禧、毛锡勋同志。那时民建机关在建国中路大河下127号飞轮别墅内。据说这里从前是一个大户人家的私家花园，大门口有一条河，直通横河桥。别墅占地面积很大，里面有亭台楼阁、小桥流水、假山竹径，环境幽静。前半部分为机关各处室办公用房，中间是船厅，充当大会议室使用，后面是唐巽泽主委家居的地方。当时我尚未结婚，只身一人就住在后花园玲珑阁上。飞轮别墅的产权归属上海飞轮制线厂，民建是向飞轮厂租借的。1955年经民建中央批准，成立了民建浙江省工作委员会，和杭州市委会的牌子挂在一起，都在这里办公。
我调到民建工作不久，1952年10月由汪祖裕、周吉士两同志介绍加入了民建会组织，至今虽然已经过去了50多年，但往事依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尤其是民建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根据不同时期不同任务重视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工作，领导同志深入地方组织指导帮助工作，以及机关艰苦朴实的工作作风，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
1953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这标志着国家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后，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不久，中共中央公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一化三改造”的任务，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由于民建绝大多数成员是原工商业者，他们刚经历“三反五反运动”，惊魂稍定，现在又闻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许多同志担心私产马上要归公。思想上犹如“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焦虑不安。民建杭州市委会根据民建总会的指示，积极配合党和政府，做好“一代表、二教育”工作。“一代表”，就是代表工商业者会员的合法利益，向党和政府反映在对资改造中有关政策性问题并提出意见和建议。“二教育”，就是教育工商业者会员，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民建杭州市委会认真组织会员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教育会员要爱国守法，一心一意跟党走，不能三心二意，更不能半途而废。指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必然规律，只有走社会主义康庄大道，才能达到阶级消灭、个人愉快的目的。提出了民建要把工商业者会员培养提高成为工商界骨干分子，在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发挥模范、带头和桥梁作用，联系并带动尽可能多的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政治任务。
根据上述要求，民建与工商联一起，组织了一场场报告会和学习会，有的报告还请省、市党政领导同志来作，有的由民建、工商联领导来作。当时坐落在后市街的工商联大礼堂可容纳近千人，座无虚席，场场暴满。唐巽泽主委作为地方组织的负责人，责无旁贷。他天赋聪明，平时学习勤奋，在民建、工商界中有“才子”之称。他的报告都是依据党的方针政策精神自己构思和起草的，经常是奋笔疾书，一气呵成。由于字迹龙飞凤舞，别人很难辨认他的“天书”，就请他的爱人周平英同志帮助誊清。
那时民建思想教育工作细微深入，不仅做民建骨干成员的工作（这些骨干成员又都是各行各业工商界的头面人物），民建会领导经常约请他们促膝谈心，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会员有事也经常找会的领导谈话，彼此关系比较密切。民建还要做工商界家属骨干的工作和工商界青年骨干的工作。为此专门成立了组织，要求家属会员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化阻力为助力，充分发挥家属骨干的特殊作用，和自己亲人一起走社会主义道路。
民建十分重视发挥基层支部的作用。当时支部一般是按行业来编组的。市委会机关干部分工联系支部的联络制度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开始。我曾分工联系的支部有丝织业支部、棉织业支部、五金交电化工支部，以后企业支部建立后又联系都锦生丝织厂支部等。大多数支部的组织生活都在会内举行，而且频率较高，两周举行一次。许多会员在企业工作，有的还兼同业公会工作，白天抽不出时间，只有利用晚上时间。每逢星期二、五晚上，几个支部同时在会内过组织生活，机关灯火辉煌，热闹非凡。那时拥有私车的人几乎没有，市区内公交车开通的线路没有几条，大部分同志是骑自行车或走路到市委会来的。大家白天的工作已经很辛苦了，晚上还要从四面八方赶来会里参加活动，并形成一种制度，这种精神实在可嘉。市委会机关干部下基层，除参加组织生活和支委会外，还要深入到企业了解情况，与公方代表和党政部门沟通、交换工作意见。同时，要对会员进行家访谈心，常常放弃节假日上门去做工作。长年积累，对会员的思想状况比较了解，如数家珍，帮助也较为及时。
二
20世纪50年代，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领导同志作风深入，黄炎培、陈叔通、胡子昂、章乃器、孙晓村、孙起孟、周士观等经常深入到各地宣传总路线，召开座谈会，了解对资改造情况。据文件记载，黄炎培曾写信给毛泽东主席，表示“总路线提出后，民建有必要到几个大城市做一番宣传工作，我很想在这上边尽一番力，做进一步的宣传工作”。黄任老不顾年事已高，身体力行这样做了。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黄炎培来到杭州市委会机关，那一天横河桥桥头和附近一带，站了不少便衣警察，负责安全保卫工作，黄任老乘坐小汽车到飞轮别墅门口下车，就由唐巽泽主委迎接进了民建会议室。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黄任老。还有一次，陈叔通来到杭州，在大华饭店召开民建、工商联领导人座谈会，我不是领导人，也通知我参加，并要我在座谈会上向陈叔老作汇报。由于我的讲话声音低，陈叔老坐在会议桌那一端听不清楚，于是他就走过来坐在我的旁边听我发言，我真感到诚惶诚恐，不知如何是好。陈叔通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国家领导人，在工商界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我记得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他针对当时有人对战胜困难丧失信心，对政府工作分不清主流与次流，撰写了一副名联。上联是“一心记住六亿人口”；下联是“两眼看清九个指头”。后在工商界中广为流传，作为座右铭。
我调入民建机关工作约半年后，1953年3月，从全省民建机关选送了7位同志赴上海参加华东统战部举办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这7位同志是樊作虞、吴杰（温州）、秦联康（宁波）、周平英、毛锡勋、孙德禧和我（杭州）。学院地点在上海打浦桥原上海政法学院旧址。我那时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青年，从没有参加过系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培训。获知这一消息后，我既激动又感到新奇。这次能到政治研究院学习，给我补上了启蒙教育这一课。在政治研究院，我们从社会发展史学起，又学习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等。到学院来授课的老师有陈毅市长、陈同生部长以及社会上有名望的学者。我们过的是半军事化生活，睡的是集体宿舍，大家轮流打扫卫生，吃饭是合食制，每桌放上几只盛满菜的小脸盆。生活全部自理。我们的学习生活既团结紧张又严肃活泼。唐巽泽主委特地从杭州赶来上海看望我们，大家感到很温暖。可惜的是，当时我体检时查出患了轻度肺结核病，学院教务处通知我必须停学休息，使我丧失这么好的一次学习机会，只好停学，在上海家里服药治疗、休息。在我离开学院前夕，我们浙江的7位同志一起去照相馆合影留念。这张照片许多同志一直珍藏着。
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财力有限，机关办公条件也比较差。我记得当时民建整个机关只有一部电话机，4位数号码，放在中间会客室里。夏季、冬季无空调设备。还有一只5灯电子管收音机，一部手推油印机。市委会的文件和通知都是用蜡纸手刻的，打字机是过了几年后才有的。会计、出纳靠的是算盘。通讯工具就是两辆自行车。如要通知会员开会，将通知油印好后由两位工勤人员骑着自行车，按照事先排好的线路挨家挨户去送，几乎跑遍了整个市区。听报告全凭手工记录，重要报告事先指定几个同志同时记录，会后迅速核对笔记，一般的不过夜就要将记录稿整理出来，并用复写纸复写几份分送有关领导。做记录时必须全神贯注，手脑并用，许多同志都在长期实践中练就了这套基本功。加上在阶级斗争年代里，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机关干部还要经常背着铺盖下乡参加劳动。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大家还是能够默默无闻地工作着，为党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20世纪50年代，民建机关小，工作人员也不多，各处室一般2—3人，处室负责人有专职的，也有兼职的。但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因为对资改造工作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产生大量的思想问题和政策性问题，需要民建配合党和政府及时做好工作。在市委会机关，我先是在工商研究处（后改名为工商辅导处）工作，任干事。这个处就是具体做这方面工作的。政府是采取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来改造私营企业的。其初级形式是经销、代销；中级形式是加工订货；高级形式是公私合营。公私合营先是对规模大的，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称之为“摘苹果”，然后在条件成熟时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称之为“采葡萄”。这是一场涉及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大变革，深刻地反映出各种矛盾。工商研究处的工作就是依据党的方针政策，深入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和问题，及时向党和政府反映并提出建议，推进对资改造工作顺利完成。1955年我调宣传教育处任副处长，主要是负责组织会员政治学习、掌握成员思想动态、办好《杭州民讯》刊物、开展对台联络工作，同时还要下基层支部当好联络员，一个人身兼数职，成为多面手。我以为这种精神应该提倡。因为民主党派工作归根结底是做团结人、教育人的工作，统一战线本质是争取人心，凝聚力量。党派工作不同行政事务工作，分工过细不利于工作，多面手既是工作的需要，又可使本人获得全面的锻炼。
1959年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接下来的重要任务是做人的思想改造工作。省市民建、工商联组织考虑到“两会”任务相同，决定合署办公。就在这一年，民建杭州市委会搬迁至中山中路，与市工商联合署办公。随后民建浙江省工作委员会也迁至长生路，与省工商联合署办公。我在飞轮别墅长达7年的工作也随之告一段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