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民建省工委和省工商联被迫停止活动，“两会”领导汤元炳、唐巽泽、童泉如、汪祖裕等同志和我不断被批斗、抄家、游街、罚扫大街，一直到1968年10月进入“省级机关第一斗批改干校”，关入“牛棚”。在此期间，造反派先后3次到我住处抄家，为了寻找他们认为“资产阶级”隐藏的黄金及“复辟”的罪证，翻箱倒柜，连瓦片上地板下也不放过。每次抄家，信件、资料、照片等撕得遍地都是，印有字画的碗等瓷器全被打碎，家里一片狼藉。我们还常常被反剪着手坐“喷气式飞机”批斗，一次次被勒令写认罪书。当时我想：在运动中有这些遭遇是没办法的，以后总会弄清，相信党，政策会落实的！但有时批斗升级，不堪体力、精神上的折磨，我又想这样没完没了，何时到头？那时，路上遇见“两会”的成员、一些熟人，也不敢打招呼，唯恐牵连别人。就这样提心吊胆过着日子。     

    1969年10月，“斗批改干校”结束，我们和其他党派的一些同志集中到法院路长康里（原来省政治学校）学习，“两会”有汤元炳、童泉如、汪祖裕、章炳堂和我5人。这个学习小组除了在1973年初曾由当时省革委会政工组统战办公室组织到新安江、绍兴等地参观一次外，一直到1977年11月“两会”恢复活动，都是在学习。中间曾经有一段时间到省图书馆帮助整理古籍资料，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做的唯一有意义的一件事。现在看来，当时造反派主要在搞“夺权”，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些“活老虎”，把我们这些所谓“死老虎”就挂起来放在一边了，因此与在“斗批改干校”时相比，我们的日子过得已不是很紧张了。     

    “四人帮”粉碎以后，到1977年11月，宣布民主党派恢复组织活动。因为民建、工商联“两会”的历史渊源，成员相互交错，长期在一起活动，所以恢复活动时成立了“‘两会’联合办公室”，由我担任办公室主任。恢复活动后，有许多工作要做，回忆起来，70年代末80年代初主要是做了四大方面的工作。     第一方面工作，也是恢复活动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学习。先是恢复了原省政协的工商组学习，成员是工商界的省政协委员，以及省和杭州市民建、工商联“两会”的一些主要骨干。这个学习组的活动一向由省“两会”负责。那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大家思想认识还很模糊，对一些历史问题还没明确定论，参加学习的人心有余悸，发言都比较谨慎。有几次在讨论中提到了对工商界“估价”的问题，虽然大家十分关心，但这是一个敏感问题。因为1959年末到1960年初，在北京召开的民建和工商联代表大会上（就是后来称为“神仙会”的那次会），肯定了工商界“大有进步”。但是隔了两年到八届十中全会后，又说工商界发生了“大反复”，而且上纲为复辟性的“大反复”，进行批判。想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遭遇，大家发言很小心，不敢暴露真实想法。记得一次学习时，我讲我们工商界已经交出了企业，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10多年来虽然走得曲曲折折，但也跌跌撞撞地跟过来了，现在大多在企业里参加劳动，不少人做出了成绩，所以现在工商界是“大有进步”。我发言后在小组讨论时没有得到普遍支持，反而有同志会后好心关照我“怎么可以这样讲，要小心一些”。可见我们当时思想的禁锢情况。    

    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思想解放的春风也慢慢吹到民建和工商界中来了。1979年3月，省委统战部崔云溪副部长主持，在省政协会议室连续3天分别邀请“两会”领导骨干和工商界知名人士，开了3个座谈会，听取对工商界落实政策的意见建议。由我做记录，每天上午座谈，下午把记录整理好送省委统战部。当时有少数几位同志委婉地提出公私合营已经10多年了，定息也早已停止了，可以摘掉资产阶级帽子了。记得朱耀辉同志讲得最直截了当，明确提出要求摘掉帽子。不久，在6月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关于中国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的讲话，指出“我国的资本家阶级原来占有的生产资料早已转移到国家手中，定息也已停止13年之久，他们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国各民主党派“现在它们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这个讲话对工商界人士来说，是心中早已盼望的，但又感到非常突然。在政协学习组上讨论热烈，大家纷纷表示庆贺“过了关”（因为原来担心不知道如何才能过社会主义改造关）。但也还有个别同志对这个喜讯感到迷惘，表示自己只是个“爱国者”，还不是“劳动者”。     

    为了帮助成员认清形势，增强信心，省“两会”除了组织推动“两会”在杭常委及骨干分别参加省政协中心学习组及每星期一次的政协工商学习组学习外，1980年专门就如何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开展座谈和调研，推动各地的思想教育和宣传活动。并且开始不定期编发《工作简报》，主要报道省“两会”工作情况，介绍地方组织动态，交流成员的典型事迹。还根据党和政府的中心任务，不定期编印《学习资料》，分发各地成员。1981年起又恢复出版省“两会”内部刊物《浙江工商》期刊，每一期都选登一篇《人民日报》、新华社的社论或报道，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开展形势、任务的教育，交流成员工作学习经验和心得，弘扬成员为四化服务的先进事迹，受到成员欢迎。省“两会”还派干部参加杭州市“两会”的学习活动，了解基层学习情况和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地开展学习会、报告会、读书会等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并且把思想工作和推动为四化服务结合起来，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同时，宣传“两会”的光荣历史和传统，帮助成员正确认识组织，正确认识自己，克服消极因素，树立主人翁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激发成员为四化服务的热情。
    第二方面工作，也是当时“两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就是协助党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各项政策。那时主要是开展调查研究，对平反冤假错案、改正错划“右派”、发还查抄物资、恢复工资、子女顶替等问题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省“两会”根据调查了解和各地组织的反映，以及接待来信来访，多次整理出要求落实政策的书面材料。如1980年，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对“文化大革命”遗留的查抄财物与住房、定息、附加工资、原工商业者被精简或清洗等方面问题，整理成《有关原工商业者政策问题的情况综合》材料，报送省委统战部、“两会”中央研究处理。还邀请省委统战部有关同志对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作解答，在《工商简报》上全文刊登。到1980年底，省“两会”成员中划为右派的121人，已改正117人。在改正错划右派的问题上，有个别同志时间拖得较长一些。如湖州市的朱希，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和中国共产党合作。但因性格比较直率，说过一些错话，反右时被错划为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故世。在复查改正时，有些同志还有不同的意见。在省委统战部的支持下，我们派陈庆丰同志去做了工作，最后得到改正。这样的情况在其他地方也有，但数量较少。     

    1981年7月，民建中常委、全国工商联转发中央统战部、中央组织部的联合通知，进一步明确对原工商业者安排使用的有关政策。省“两会”次月立即召开杭州、宁波、温州3市调查会，了解各市对原工商业者的安排使用情况。全国工商联叶宝珊副秘书长9月来我省了解相关情况，在杭州组织了几次座谈会，既反映了情况，供领导参考，也推动了我省此项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各地方组织在调查、了解的基础上，根据中央政策精神，分别向当地有关方面提出原工商业者安排使用的意见和建议。省“两会”领导也参加了省委统战部和省政协组织的落实政策调查小组，分赴省内各地调查政策落实情况。如温州民建樊作虞的住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挤占，只能住在院中的披屋里。由于披屋太小，他睡的床放不下，一头露在墙外。我们在政协会议上作了专题反映，终于得到解决。总的来讲，原工商业者落实政策的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许多问题得到了解决。     

    第三方面工作，就是组织建设。恢复活动初期，由于全省原有的7个市级组织（杭州、宁波、温州、嘉兴、湖州、绍兴、金华）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组织名存实亡，与会员也失掉了联系，所以当时组织建设主要是推动各地把组织恢复起来，寻找失散的会员，帮助落实政策的会员恢复会籍，搭建工作机构，恢复组织活动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民建中央要求各地恢复活动的通知，民建省工委和各市委会，与工商联一起，对民建会员和原工商业者的现状，进行了全面调查。到1980年6月底，全省民建会员总数为808人，其中原工商业者及家属717人，占总数的90%；年龄在60岁以上的有530人，占总数的66%。到1980年底，全省已恢复和建立民建支部51个，杭州、宁波、温州、嘉兴、金华5个市级组织先后召开了代表大会，建立了新的领导机构。     

    面对“十年浩劫”后我省民建会员人数下降（“文化大革命”前有944人），会员年龄结构老化的现状，因此组织发展工作显得较迫切。但当时在组织发展工作上，我们感到很困惑。因为以前民建以发展原工商业者中的代表性人士为主，现在这部分人已很少，发展遇到了困难。我们就先从原工商业者的子女中物色发展对象，发展原工商业者子女中从事工商经济工作的人入会。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在组织发展上也渐渐解放了思想，拓宽了思路，坚持“在工作中发展，发展为了工作”的原则，从“两会”开展培训工作与经济咨询服务工作中吸收一些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入会。比如当时我们在钱江业余学校中青年教师中发展了一些会员，还吸收了一些参与“两会”经济咨询服务工作的技术人员入会。直到1983年民建“四大”通过的《会章》明确规定，发展会员的对象是“与本会历史上有关系或工作上有密切联系的从事工商企业工作和其他工作的人士”。根据这个原则，全省各级组织积极吸收新会员。以后，我们逐渐将主要发展对象定位为“几个师”，包括经济师、会计师、统计师、工程师及财经界人士、经济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者、工商企业中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人和生产技术人员，发展的路子开始拓宽了。     

    在组织建设上我们还着力培养骨干队伍，组织和选送中青年骨干参加学习班、培训班，为组织发展准备后继力量。记得汤元炳同志（时任省工商联主委、省民建副主委，以下按“两会”习惯称汤老）对组织的发展和后备干部的培养问题十分挂心，常常思考并和我们讨论这些问题。对一些骨干会员和后备干部，汤老亲自走访、谈心，给予鼓励。到1984年全省会员数增加到1203人，其中新会员占会员总数的38.6%，注入了大量新鲜血液。20世纪80年代发展的一些新会员，经组织的关心和培养，渐渐成长起来，后来不少成为我省民建的骨干力量。     

    第四方面工作，就是围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的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转移，组织推动成员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服务。那是1979年2月，汤老参加中央统战部落实政策座谈会，听到了邓小平同志约见“两会”中央部分领导时谈话的内容，即“要落实原工商业者的政策，钱要用起来，人也要用起来”，回来后对我们作了传达，就决定要办几件实事。     

    一件事是办学，汤老提出利用落实政策发还的“两会”办学积余资金30余万元，再筹集一些钱，重新办学。汤老身体力行，亲自到金志朗、王漱芳、黄瑞琳、詹少文等会员家中做工作，他们都表示愿意从落实政策发还的定息、工资中捐出钱来支持办学。当时詹少文把落实政策补发的4万元钱全部捐献了出来。随后，重新办学就进入具体实施阶段。汤老经常找童泉如和我商量办学细节，如确定筹建人员，给学校起名，讨论办学方向，寻找办学场所，招聘教职员工等等。记得在商议校名时，曾提出“求是”、“育才”等名称，决定不下来。后来，我提议仍用“两会”过去办学时的校名“钱江”。20世纪60年代“两会”创办“钱江中学”，“文化大革命”中被诬为与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受到批判，学校被迫关门。我说，现在应该拨乱反正，为“钱江”正名了！汤老采纳了我的建议，校名就定为钱江业余学校，由童泉如书写校牌。在学校的筹建及后来的教学工作中，不少民建会员不顾年事已高，在没有多少报酬的情况下，仍全心全意、兢兢业业投入教学事业，为社会培养出大量急需的人才，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赞扬。全国不少报刊、电台都报道了我省“两会”办学的“钱江精神”。     

    另一件事是动员工商界将落实政策后的多余资金，和利用与海外商界、金融界的关系，吸引外资，筹办浙江省华侨爱国建设信托投资公司（后来改名为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期间还请了杭州市民建副主委吴仲翔，分别在杭州和上海做工作，得到了许多民建会员的支持。公司成立时，汤老亲自担任总经理，民建会员竺培农和程居源担任副总经理。在汤老苦心经营及“两会”成员的努力下，投资公司为我省开拓国际融资业务，以及和境外金融机构开展友好往来与合作，做了大量工作。     

    1979年10月，民建“三大”和工商联“四大”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出席两个大会的代表时又作了重要讲话，除了重申我国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还特别指出了“原工商业者中不少人有比较丰富的管理、经营企业和做经济工作的经验，在调整国民经济，搞好现代化建设中可以发挥积极作用”。这个讲话极大地调动了原工商业者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积极性。代表大会提出了“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行动纲领，“两会”成员掀起了积极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高潮。所以当时我们除了抓好上面所述的两件实事外，主要就是做推动成员投入为四化建设服务的工作，号召原工商业者会员，要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积极提出合理化建议，改善企业生产经营。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杭州市民建和工商联还没有恢复活动，我们就经常组织杭州市丝织业、茶叶业、百货业的一些同志座谈，把他们提出搞好生产经营的意见、建议写成材料，报送省委统战部转各有关单位，得到较好的反响。我们还针对大批支边支农的知识青年回城，就业问题比较突出，动员“两会”成员发挥经营管理经验和生产技术专长，广开门路，帮助街道创办集体企业。如在杭州，我们和杭州市“两会”动员了许多会员，帮助长庆街道、潮鸣街道、湖滨街道等垫资金、出技术，帮助经营管理，办起集体企业，安置待业青年。对这些青年进行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方面的培训，帮助企业培养了一批经营管理和生产技术的骨干。杭州市的华泉兴、邵成霖、邵晋卿、魏光前等许多会员在协办企业上都做出了很大的成绩。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又鼓励、推动成员拓宽为四化服务的渠道，20世纪80年代，成员在立足岗位多贡献、开展经济咨询服务、协办集体企业、开展工商专业培训、支援老少边穷地区等方面的服务工作开展得更加红红火火，赢得了社会的赞誉。     

    今天，回忆“文化大革命”后省民建、省工商联恢复活动前后的一些事和所做的工作，可以看出，当时我们遵循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步骤地展开活动，组织成员进行学习，协助党落实有关原工商业者的各项政策，推动成员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是做出了成绩的，也得到了党和人民的好评。这中间，我们特别怀念汤元炳同志，汤老对党的方针政策领会快、领会深，贯彻坚决，当时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他领导下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