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27日，凤凰卫视制作播出的《我的中国心－民建先驱包达三》受得了海外华人和工商界的关注。观众从中了解了一位曾经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出席开国大典的民主党派人士传奇的一生。
    与蒋介石金兰结义
　　包达三先生1884年出生在宁波镇海，早在1900年，16岁的包达三从家乡走出来，先在苏州上海当学徒，1906年，包达三考上公费生，东渡日本，学习商科，后转到明治大学攻读法律。在此期间阅读了多篇揭露清廷腐朽统治的战斗檄文，亲耳聆听了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演讲，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成为早期盟员，并结识了蒋介石、傅筱庵、张群、周佛海等。由于有着共同的革命理想，包达三在日本期间与蒋介石、张群等人结为金兰十兄弟。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地纷纷响应，包达三中断学业与蒋介石、张群等，于10月30日同船抵达上海，参加敢死队，攻打上海南市的江南制造总局。上海光复当晚，包达三等敢死队员再南下奔赴杭州，会合驻杭新军和各地会党攻克浙江巡抚衙门，光复了杭州，在上海和杭州光复的两次武装进攻中包达三身负6处枪伤，革命意志勇不可挡，这一时期包达三与蒋介石的友谊达到了历史最高峰。
　　然而光复胜利后，包达三目睹同盟会陈其美与光复会李燮和为争夺沪军总督职位勾心斗角成白热化，选举现场几乎酿成同室操戈的血案，之后蒋介石深得陈其美的信任，强借库银扩充军费、参与暗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目睹当初生死与共浴血奋战的革命同伴如今落到手足相残，包达三满怀悲愤遂与蒋介石分道扬镳。再后来袁世凯复辟，各方军阀割据，孙中山被逼出走，宋教仁被刺杀、陈其美被刺杀，一时间华夏大地烽火连天刀光剑影。“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孙中山的话在包达三耳边萦绕，中国的出路到底在哪里？谁能拯救中国？经过认真的思索，包达三认清了形势，决定弃政从商，走实业救国的道路。
    与周恩来深厚友谊
　　1918年后，包达三从蛋粉厂起家，后又创办了渔业公司，还联合盛丕华等商界精英一起创办了中国首家上海物品证券交易所，一时间在上海滩生意风生水起。
　　在这期间，包达三结识了周恩来，黄埔军校出身的周恩来与同盟会出身的革命义士包达三可谓是惺惺相惜，相见恨晚。在包达三与周恩来的频繁接触过程中，包达三开始被共产党的主张和思想所影响，也被周恩来的人格魅力所感染，这一次他选择站在正义的一方，包达三家所居住的大通别墅11号成为了共产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
　　同时蒋介石也不忘这位昔日的结义袍兄，他见识过光复时包达三的勇猛，希望重新争取包达三，他知道如果包达三被共产党争取的话对他的威胁将是不可估量的，蒋介石委托同乡虞洽卿前往包家送了一盒高丽参并转达蒋介石希望与他携手的意愿，包达三以不问政治为由委婉回绝了。接着蒋介石再唆使地痞以浙江省财政厅长徐郛借款的名义夜闯包宅强行敲诈了十万银元，这使得当时包家几近破产，这也使包达三彻底认清了蒋介石的真实面目，就此与其绝交。这件事情使得包达三和他所代表的民族资本家们明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
　　在许英夫人的支持下，包达三理顺头脑重新创业。几年功夫，包达三又成为上海颇具实力的资本家，出任上海宁商总会理事等职。包达三表面上与政治绝缘，暗地里常为共产党做些事情，与周恩来的关系也几经磨砺越炼越深。
　　历史长河往往就是这样有着无数的巧合，在奔流途中不断遇险、碰撞、转弯，但终究会奔流向海。
    历史关口的重大抉择
　　无论是与蒋介石的结义到断袍，还是与周恩来的君子之交，包达三在许多重大历史关口都作出了自己的选择，衡量的标准就是正义二字。
　　1937年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百业凋敝，许多工商业者都南下逃亡到香港，包达三一家则选择留在上海，资助新四军抗日。宁波同乡傅筱庵奴颜曲膝投靠了日本人，出任大道市政府即上海市市长，傅筱庵威逼利诱想请包达三出任实业部长，包达三痛骂傅筱庵当汉奸会遗臭万年，之后他不惜隐姓埋名以失踪来拒绝出任日伪政府任何职务。
　　1945年12月16日由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等爱国民族工商业者和教育家在重庆创立了中国民主建国会。抗战胜利后，包达三的好友马寅初、马叙伦、胡子婴等由重庆抵沪，暂寓包家大通别墅。在他们的影响下，包达三参加了民主建国会。
　　1946年6月，国民党政府发动全面内战前夕，上海50多个人民团体推举马叙伦、盛丕华、蒉延芳、包达三等11人，组成和平代表团，去南京向国民党政府呼吁停止内战。在南京下关车站，惨遭国民党特务围攻殴打，包达三身负重伤。次日，包达三仍与黄炎培、盛丕华、蒉延芳、张韈伯等出席国民党参政会举行的招待会和在大陆饭店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控诉下关暴行，呼吁停止内战。这次斗争，更加坚定了包达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实现民主建国理想而斗争的意志。为了支持民主运动，包达三卖掉40亩地产，以200两黄金换成美钞一万元，充作活动经费。在上海与黄炎培、杨卫玉、盛丕华、胡厥文、陈巳生、徐永祚等人，通过多种名目的“聚餐会”形式，开展争民主、反内战的斗争。
　　1949年3月，应中国共产党邀请，包达三与黄炎培、俞寰澄等从香港赴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9月，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担任正式代表和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参与《共同纲领》的制订，并参加开国大典。
　　建国后周恩来总理曾邀请包达三到北京出任食品部部长，包达三因身体原因婉拒了。1951年，经毛泽东主席提议包达三出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5年当选为浙江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担任浙江省副省长，同年创建浙江省民建会和工商联分别任第一任主委。1954年9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2年，包达三将自己所有的财产，包括在上海、杭州等地的房地产，全部捐献给国家，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他说：“我之赞成社会主义，是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体验出来的。中国人，包括工商业者在内，无论从国家、从个人来打算，除了社会主义之外，是没有光明大道可走的。”
　　1957年包达三先生因病在杭州去世。总结包达三先生的一生，他是一个辛亥革命的猛士、一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士、一个爱国民主人士、一个成功的工商界领袖更是中国共产党的风雨同舟人。
    （载转自《联合时报》2014年12月26日第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