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4月5日，忠诚的爱国主义战士、浙江民建和工商联的卓越领导人汤元炳同志永远离开了我们。我为此深感悲痛。汤老一生追求进步，向往光明。他热爱祖国，和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近半个世纪，历尽艰难，矢志不渝。他的光辉业绩和高贵品质，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尊敬和爱戴，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我认识汤老并第一次听他作报告，是在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期间省政协的一次全会上。当时，他传达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和陈云、陈毅两位副总理的讲话精神，为我们作了《民族工商业者要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的大报告，一口气讲了4个多小时，全场气氛热烈，情绪高涨，掌声连连不断。汤老以切身体会，回忆民族工商业者在旧社会遭受三座大山压迫、掌握不了自己命运的坎坷经历，从而引导我们充分认识一个道理，就是只有听毛主席话，跟着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自己光明的前途。报告深入浅出，丝丝入扣，有极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使我深受教育和鼓舞。不久，一个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就在全省范围内蓬勃掀起。在此后的岁月里，汤老团结并带领我省广大工商业者，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改造世界观，在不断提高思想觉悟的基础上，自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协助党和政府顺利地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任务。
    在与汤老相处的岁月里，使我感到钦佩和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对党忠贞不贰的感情和坚强的信念，几十年如一日与党同心同德，风雨同舟，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自身遭受迫害的时候，他也丝毫没有动摇过对党的信念。凡属党提出要他做的事情，他总是满怀信心，不折不扣，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以坚强的毅力去完成它、实现它。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响应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提出的“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号召，广泛发动全省民建会员、原工商业者为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献计出力，提出“五朵金花”---即开展经济咨询服务、工商专业培训、兴办学校、协办企业、支援老少边穷地区，并以此作为我们为四化做贡献的具体行动目标。汤老一面动员号召，一面精心策划，精心组织。在他的身体力行，亲自带领下，这项活动在全省民建和工商联组织中普遍开展起来，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赞誉。汤老热心办学，尽心尽力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筹资创办了钱江中学。改革开放以来，他始终如一，不改初衷，坚持继续倡导社会办学，与省民建、工商联同志一起筹集资金办起了“钱江业余学校”，最多时有222个班，在校学生10312人，累计毕结业学员达27万余人次。同时，他还无偿资助其他民主党派办学，成为开拓我省社会力量办学的先驱者。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汤老充分利用自己在海内外的关系和影响，殚精竭虑，为国家做贡献。1979年，当时任浙江省省长的李丰平同志和省委统战部部长余纪一同志约见汤老，要他出面组建公司，开拓国际信托投资业务。他受命之后，全身心地投入到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组建工作中，积极动员组织海内外工商界人士和自己的亲朋好友把资金投到该公司。在省委、省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公司很快成立起来，汤老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他苦心经营，为我省开拓国际融资业务，以及和境外金融机构开展友好往来与合作，做了大量工作。香港著名实业家查济民先生是汤老解放前任职中纺公司时的同事，两人私交甚笃，查先生每次回乡探亲，到了杭州总要去看望汤老。当时正值树人大学初建，缺乏建设资金，汤老想到查济民先生一直关心家乡，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就与查先生商议希望他能捐资为树人大学建造教学楼。此事得到查先生的大力支持，查先生还建议教学楼要以汤老的名字命名，汤老没有接受。为引进外资，汤老动员并积极协助查先生回家乡海宁以及临安等地投资建造纺织印染厂，并亲自为企业排忧解难，帮助当地政府和有关方面协调，促成项目上马。港胞金清扬先生解放前曾和汤老在上海共过事，其夫人陈娟英女士一生勤俭，晚年有志把自己的积蓄投入家乡办慈善福利事业。汤老热情地为之策划，不辞劳累往返于杭沪之间做工作，最后和省妇联一起把陈娟英基金落实下来，除在杭州中医院建造一层教学楼外，还多处建造敬老院、幼儿园和中学。汤老关心和致力于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早在1974年，他就以写广播稿、写信等形式向台湾的哥哥和亲属介绍祖国的建设成就，宣传党的对台政策，盼望海峡两岸人民在“一国两制”前提下实现真正的和平统一。
    汤老为人正直，顾全大局，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宽以待人，严于律己。为响应党的号召，实现民主党派和工商联领导班子新老合作交替，他主动向省委提出从民建和工商联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让相对年轻的同志上去。他无微不至地关心同志和下属，从生活上、思想上和工作上做到真诚帮助，严格要求。我从湖州刚调到省里，暂住在安吉路16号5楼，他把自己的煤气罐送给我用，夏天又送西瓜来给我消暑。他自奉俭约，克己奉公，1979年出任副省长时已年近七旬，按规定可以配专车，他却没有要。1989年有一天晚上，天下着细雨，汤老事先没有通知我，偕同张元和大姐撑着伞步行到我住处，登上5层楼来看望我的起居生活。80岁高龄的长者和领导，来看望一个晚辈下属，当时我的感激心情，实非言语所能表达。然而，他在思想上政治上以至工作上对我们的要求更高。一次，他对我说起自己对一位领导同志的临别赠言。那位同志调上级任职，在离杭前向汤老辞行时，汤老对他说：“民主党派同志职务的提升是党的培养，组织上的安排和工作需要所决定的。有本人自己努力的一面，但不能把职务的提升和自己现有的素质和水平画等号，认为自己差不多了，而自满起来。相反更应该正视自己的不足，努力克服，求得进步，才能真正在新的工作岗位上适应下来，才能不负众望。”汤老把这一番话讲给我听，实际是对我的教育。时隔多年，至今声声在耳，记忆犹新，难以忘怀，使我终身受用不尽。这些年来，不论我在工作上遇到怎样的挫折和困难，我总是以汤老这一金玉良言来对照自己，勉励自己，鞭策自己，发扬成绩，克服缺点，不断前进。在工作上，汤老更严格要求并督促我们深入实际，搞好调查研究，重视参政议政工作。我两次提出有关振兴我省蚕桑丝绸事业的建议，都得到汤老的支持鼓励和帮助，他甚至亲自为我修改稿子。
    汤老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无私奉献的一生，他所留下的光辉业绩，将永远作为宝贵的历史遗产，让后辈去继承，去发扬。江泽民同志在“三讲”教育中提出领导干部要讲政治，我认为汤老就是讲政治的典范。他的讲政治集中到一点就是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与党同心同德，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并以此来规范自己的行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60周年，浙江民建成立50周年的时候，我们更加怀念汤老，我们要牢记汤老的教导，学习他的好思想和好作风，并以此作为榜样来检验自己，提高自己，在他那用毕生精力开创并为之耕耘一辈子的土地上，努力工作，继续前进，以实际行动来告慰汤老在天之灵。

    （本文原载《浙江民建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版。作者系原全国政协常委、原省工商联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