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父亲100岁生日。我代表母亲，还有兄弟姐妹，感谢民建浙江省委会举行纪念座谈会，缅怀他为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殚精竭虑的一生，也感谢各位领导和在座诸位的深情厚意。

                         父亲的一生，对党无比忠诚
    他一生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够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够建设好中国。”他是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下参加共产党。第二年，他在杭州从事地下活动时被捕，在狱中经受6年的折磨，留下终身的病痛，也与党失掉关系。出狱后，他到日本留学，回国后投身实业救国活动。1949年，出于对共产党的信任，他拒绝到台湾，并劝说上海的一些工商界人士一起留下。
    父亲对党的坚定信念，与老一代革命家的关爱是分不开的。1949年6月底，父亲应中共浙江省委的邀请，参加了“七一座谈会”，省委书记谭震林和副书记谭启龙等和父亲他们一道商谈如何恢复浙江经济，父亲心情十分激动。他和我们说起当时的心情：“我们这些长期在国民党独裁专制统治下过来的人，一旦接触到共产党这种民主作风和协商精神，就像春风荡漾，如遇甘霖，滋润了心田。”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主席邀集参加全国工商联执委会的委员到中南海座谈，父亲参加了座谈会，聆听了毛主席《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的重要讲话。1957年3月，周恩来总理在杭州视察工作时，对父亲语重心长地说：工商联要充分发挥联系、教育工商界的作用，要团结工商界爱国爱党，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后的几十年里，周总理的话一直铭刻在父亲的心头。1979年，父亲参加全国政协会议，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特别指出：我国的资本家阶级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父亲一直要求我们要热爱祖国，忠诚于党的事业，希望我们三个子女都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培养下，我们兄妹三人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94年底，父亲病重在床，叫我约见省政协、省委统战部的领导，当面提出入党请求。
    党组织给了父亲崇高的荣誉，批准他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父亲在最后的日子里实现了他一辈子奋斗追求的目标，他的遗体上覆盖着鲜红的党旗，他走得很安详。

                              父亲的一生，对党和国家的事业无限热爱
    父亲一直从事民建、工商联的领导工作，作为党外人士长期与党合作共事。在接任工商联筹组工作，担任工商联领导职务时，父亲已经是担任人民政府公职的领导干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兴无灭资”、“破资立社”，而民建、工商联却要代表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是否“不合时宜”？会不会被视为“右”？父亲当时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接收整顿杭州旧商会及其所属的126个同业公会，清除旧社会遗留的封建行会旧习。可以想像，父亲当年顶着多大的压力和阻力，工作的难度和复杂性可想而知，但他始终坚定地相信我们党的一贯方针、政策，困难问题都是暂时的，一心一意地跟着党，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父亲海外朋友很多，而且层次高，影响大，他利用各种机会和朋友联系，请他们为国家建设出力。
    1979年，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请他筹组浙江省华侨投资公司（后改名为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由他任董事长、总经理，当时最主要的工作是筹集资金。他向浙江籍海外工商界人士宣传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动员他们支持家乡建设，香港知名实业家王宽诚、查济民、包玉书、包玉新等积极拿出资金投入公司，为公司的经营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父亲积极响应周总理的号召，为国家建设培养人才。他组织工商界人士筹集资金创办了一所全日制中学---钱江中学，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文革”期间，父亲由于办学，成了“与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典型，被红卫兵揪去批斗。正值炎炎夏日，在操场上用很细的铁丝穿上一块大黑板，挂在脖子上，又做“喷气式”，回家时后颈和双臂又红又肿，身上还有伤痕。当我们心疼他当初千辛万苦办学，到头来落下了一条条罪状，肉体上还受到折磨时，父亲讲，学生们还年轻，以后还是要大力办教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父亲再次筹办学校，他动员工商界人士捐款和参加筹建工作，又通过自己与海外工商界老朋友的情谊，筹集了大量资金。1979年3月，民建、工商联联合办的钱江业余学校开始招生，至今已培养了40多万名各类人才。父亲还全力支持省政协创办树人大学，甚至卧病在床的时候，还给香港的朋友写信，请他们支持办学，香港知名实业家查济民先生坚持要把由他捐款建造的教学大楼用父亲名字命名，父亲婉言谢绝了。
    父亲70高龄的时候，担任浙江省副省长、省民建和工商联主要领导，还担任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领导。他怀着“报国之日苦短，报国之心倍切”的心情，不辞辛劳，不知疲倦地工作。为了做好工作，父亲对党的方针政策和理论学习抓得很紧。他总是将党的有关文件学了一遍又一遍，一定要将文件的精神领会吸收。重要的内容，要摘抄下来，重要的文章，要剪贴起来，经常翻看。他还认真记下学习体会，书柜中积累了几十本学习笔记。他出差途中，在飞机或者火车上，总会把该读的文件资料浏览一遍。有时为了准备一次会议发言，会通宵达旦地工作，早年他还抽烟，第二天我们到他的书房会发现满屋都是烟雾，桌上烟缸中垒起高高的烟蒂。他的讲话和发言大家要听、爱听，但没人知道他为此翻阅了多少文件、资料，熬了几个通宵。到晚年时，他每天晚上还坐在床上看两三个小时的文件和书报。
    父亲是欣慰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里，看到了国家现代化建设日新月异的变化和蓬勃生机，他孜孜以求的就是我们国家的富强和昌盛，他把自己的一生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党和国家的事业。

                               父亲的一生，淡泊名利，对家人严格要求
    刚解放，他就把南通老家祖父遗留给自己的房产和自己当时在杭州的几处私宅无偿送给国家。还记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根据中央领导的要求：“文革”期间对一批党外知名人士抄家时的私人财务要归还本人，如遗失要按照财物的所值用现金发还。我们家在“文革”期间有一批财物是半夜被造反派拿走的，组织经过查找也追不回来了。记得有一天，省委统战部领导要父亲去领财物遗失的补偿款。晚上我们问起此事，他很严肃地对我们讲，“这种钱我可以拿么？东西如果还在可以拿回来，现在的钱是国库里拿出来的，我怎么可以拿国家的钱！”1983年的一天早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消息，父亲在解放前夕用棉纱抵押70两黄金，把国民党准备运往台湾的一大批古籍辗转运到香港，最后回到大陆，父亲因此受到嘉奖。我们当时都很吃惊，连母亲也说从来没有听父亲说过。母亲还跟我们说，你父亲做了很多好事，他自己从来不说。不久，父亲从北京回来，我们问起此事，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这是尽自己的力量为国家应该做的一点小事，没有什么好讲的。”时隔不久，文化部来函要奖励父亲一笔钱，他回信请他们转交给基金会。省内主要媒体几次上门，希望详细报道当时事情的全过程，也被父亲一一婉拒。
    在担任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领导十多年时间里，父亲有多次出国的机会，但他一次也没有去，都让给公司的业务骨干。因为工作的关系，父亲手中经过的钱款可能达到了几十个亿，但他保持着一份清贫，仅有两套西装还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两次随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代表团访问香港时，由组织上统一定做的；一双皮鞋一穿就是十几年，鞋跟、鞋底也不知道换了几次；身上穿的衬衫，领子和袖口破了翻个面继续穿。有时，星期天午睡醒来后，用面粉摊上几张麦糊烧，对他就算是享受了，如果再买几块油炸臭豆腐，那更是意外之喜了。
    上世纪60年代初，国家遇到暂时困难，父亲和母亲带头减工资。精简机构时，他又动员母亲退下来，不拿工资，工作照做，因此，母亲精简之后，一直上班。为了培养民建的年轻干部，他动员母亲把组织上已安排她为六届省政协委员的名额让出来。1993年机关工资改革，那时父亲已经生病住院多时，他对我们说：“我不能为党多做工作，拿的工资太多了，要将工资减下来。”
    父亲常常教育我们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一个人活在世上只为了自己的生活，那算不得什么，要有一个崇高的理想，把自己和党的事业、祖国的前途结合起来，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临终前，父亲对我们讲，我没有什么财产留给你们，留给你们的只有做人的品德。对于我们来说，父亲留给我们的是一种精神，他教会我们应该怎样踏实做人、努力工作，这是最珍贵的遗产，鞭策我们继续他挚爱的事业。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14年了，但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汤为平，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工商联党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