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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专栏
《浙江民建》
纪念汤元炳同志诞辰100周年
汤老风范长存
在纪念汤元炳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发布时间:2009-12-28 17:2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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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程 炜
汤元炳同志1909年3月出生于江苏南通,今年是他的诞辰100周年。我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来参加省民建举行的纪念他诞辰100周年座谈会。缅怀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几十年来对浙江民建、工商联创建、发展所做的艰苦卓绝的工作,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学习他的优秀品质,继承他的好传统、好作风,这对于加强民建自身建设、推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受命接收杭州市商会,筹建省、市工商联组织
汤老长期以来,从事工商经营活动。1949年5月上海刚解放,他就决定将官僚资本企业“小中纺”所属的杭江、渝江两纱厂分别交给浙江省、四川省军管会和人民政府接管。同年6月从上海回到了杭州,应邀参加中共浙江省委召开的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七一座谈会”,聆听了省委书记、杭州市军管会主任谭震林和省委副书记、杭州市军管会副主任谭启龙的讲话,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激动,决心要为新中国建设献计出力。不久,他被任命为接管后杭江纱厂经理,后调任省政府工矿厅经理室主任兼浙江公营厂矿联营处经理。
杭州解放时,国民党反动政府留下的是一副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百废待兴,接收杭州总商会及其所属126个同业公会,经过整顿改组,清除旧社会遗留的封建行会旧习,使之成为拥护《共同纲领》、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民间团体,成为党和政府联系工商界的桥梁和纽带。这是一项十分重要又艰巨的任务,找谁去挑大梁?据曹湘渠同志撰写的《接管和改组杭州市商会前后》一文回忆说,“吴宪同志告诉我,谭震林已亲自物色了原官僚资本杭江纱厂经理汤元炳出任市工商联主委。并介绍,汤在大革命时期曾参加我党,后因被捕断了联系,保释出狱后去日本留学。今有党内经济界同志向谭推荐他。谭震林还亲自去杭江纱厂视察过,颇赏识汤对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有丰富经验,认为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于是决定由他出任工商联筹委会主委,再配上几个有声望的副主委,先把上层工作做好,团结一批工商界骨干,再有步骤地进行接管和改组同业公会,就可顺理成章了。”
接收市商会可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因为旧商会无论是日伪时期或是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历来被反动政府把持和控制,内部情况复杂、鱼龙混杂,国民党党棍特务、三教九流都有。通过接收、整顿、改组把工商界进步人士团结起来,并培养他们成为工商界中骨干力量,把一小批坏分子清理出去,需要有坚定的革命立场和无私无畏的胆识。汤老听从党的安排,毅然挑起了这副重担。他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团结和依靠工商联领导班子的集体力量,克服重重困难,积极去做好每项工作。1950年8月我已进市工商联机关工作,在组织组任科员。那时是工商联筹备时期,我看到汤老每天从工商联大门进进出出,一会儿到市政府汇报工作,一会儿去同业公会了解情况,找骨干谈话,忙得不亦乐乎,其工作辛苦程度可想而知。
1951年11月杭州市工商联正式成立,次年9月筹备成立了省工商联。工商联成立后,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配合政府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安排市场、平抑物价、打击投机倒把,教育工商界爱国守法,参加五反运动,依法纳税,踊跃认购国家建设公债,抗美援朝运动捐献飞机大炮,协调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改善企业经营管理,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等等。汤老总是积极带头响应党和政府号召,通过细致的策划安排,把任务落实下去并确保完成。
二、带领民建、工商联成员努力实践“听、跟、走”
五、六十年代,民建、工商联主要任务是,根据党的总路线精神和赎买政策,积极配合政府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对资改造涉及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在工商界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许多人感到惶惶不安,认为“辛辛苦苦一辈子、一夜之间充了公”。有的白天参加集会,晚上回家抱头痛哭。汤老认为这主要是一部分工商界同志对党的方针政策不理解,加强对过渡时期总路线教育和毛泽东主席指示的学习,以此稳定工商界情绪,发挥民建会员在工商界中的骨干带头模范桥梁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在汤老的组织领导下,我省各地民建工商联进行了大规模的总路线教育,向工商界及其家属广泛宣传毛泽东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仅杭州市就有3万多人次听了总路线报告。那时候工商联后市街大礼堂,经常邀请省、市党政领导同志到会作报告,座无虚席。民建横河桥机关晚上灯火辉煌,学习情绪很高,一些骨干分子白天没有时间参加会议,只能在晚上开会。汤老和两会其他领导一起不辞辛苦地各处奔走,出现在各种会议场合上。他长期从事工商企业工作,熟悉国家政策法规和经营管理,加上独特人格魅力,丝丝入扣的思想工作,民建会员和工商界同志都喜欢听他的讲话,他的讲话针对性强,说服力大,效果好,深受群众拥护和爱戴。在对资改造过程中,汤老坚持“一教育、二代表”,依据党的政策向政府积极反映情况,提出建议,代表工商界的合法利益。
三、焕发革命青春,积极为四化建设献计出力
在林彪、四人帮十年动乱期间,汤老受到了冲击,他和一批党派领导人关进了牛棚,人身失去了自由。有一次,我在医院门口看到他正要去看病,我本想同他打声招呼说几句话,后来我发现后面有人跟着(造反派监视)。为了不给他带来“麻烦”,我欲言又止,遗憾地离去。汤老在文革中经受了考验,他身处逆境,但丝毫没有动摇过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信任和信心。文革中,他因倡导社会力量办学,被造反派污蔑为“与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把十几斤重的大黑板用铁丝穿起来挂在他的脖子上。四人帮粉碎后,汤老不计个人得失,不怕第二次被打倒,毅然决定继续办学,他和两会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商议,在“三无”条件下,1979年办起了杭州钱江业余学校,包括一所总校和三所分校,还有联合办的杭州丝绸工艺学校,全省共有16所,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没有资金,他积极设法筹措,动员两会骨干把落实政策后归还的定息、高薪捐献出来用于办学。同时利用他个人声望动员在港浙江籍知名人士捐资。汤老还把其中一部分捐资支持省政协创办浙江树人大学和兄弟党派办学。没有场地,先借用杭州城区几所中学空余教室,待具备条件时再自建。没有师资,就积极向在杭各高校聘请,办学行政人员则由两会成员中刚退休又热心办学的骨干担任。就是这样因陋就简,艰苦朴素,热心教育,团结奋斗,铸就了钱江精神,受到省领导表扬,被中央和省评为社会力量办学先进单位。汤老为此注入了大量的心血。
在“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行动纲领鼓励下,汤老不仅带领两会成员热心办学,还深入街道社区调查研究,充分发挥原工商业会员一技之长,共办起了25家街道企业发展生产,安置了一大批待业青年就业。同时,派出两会骨干成员去老、少、边、穷地区开展工商专业培训和经济咨询服务活动,取得了显著成绩。
1979年汤老已届70周岁,那一年他被任命为浙江省副省长,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管理,他还被聘任浙江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以此作为对外联络窗口,引进建设所需的资金、技术和设备。这项工作原来是没有什么基础的,是汤老殚精竭虑、想方设法才打开了局面。他一方面发动工商界中上层人士去联系海外亲朋好友,动员他们心向祖国,参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重要的是他亲自出面做工作,密切了与在港浙江籍知名人士的联系,在爱国爱乡、支持家乡建设和“三引进”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在政务活动日益繁重的情况下,汤老仍十分关心民建工作,参与许多重要的会务活动。如“质量品种效益年”献计出力表彰大会,深入民建基层支部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与骨干分子促膝谈心,传达中央精神,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行动纲领。
四、肝胆相照,真情履职,不辱使命
汤老一直来十分关心党和国家大事。1989年底,中共中央颁布了14号文件,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其主要职能是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汤老学习中央文件后表示“我们所幸生逢盛世,也深感党和政府对民主党派、工商联寄予期望的殷切,身负历史责任的重大,要切实加强自身建设,积极搞好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工作”。汤老组织省民建、工商联和各地组织,就全省产业结构调整、我省国民经济十年规划、八五计划思路、搞活大中型国有企业、治理整顿商品流通渠道、乡镇企业健康发展、推进科技进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和专家论证,向政府积极提出意见建议,受到省领导同志赞扬。汤老是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他经常利用全国政协召开全会、常委会议的渠道,向中央提出许多全局性的重要意见和建议。如《请教育领导部门和有关部门积极支持、尽力帮助民建和工商联办学,解决存在问题》、《关于加强对私营经济引导监督和管理的几点意见》(多人联名),以及《开发海洋、振兴舟山》等大会发言和提案。汤老亲自参与调研,或深入思考,或亲自修改稿件。以后几年虽体弱多病,但参政议政热情不减。
汤老为人正直,做事认真,勤于思考,坦诚敢言。这是民建会内许多人都知道的。有些同志对上级发下来的文件,往往一读过去,提不出什么意见,汤老则一字一句斟酌,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这是他的一贯作风。汤老对中国共产党无限忠诚,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态度坚决又实事求是。汤老为人谦让,平易近人,地位高而没有架子,善于听取别人意见、择善而从。有时我到他家去,向他反映一些基层情况,他很乐意听,而且听得很认真仔细。汤老十分关怀会的干部,常谈及培养干部的重要性,认为现在少了些,应该要采取积极措施多培养一批,以适应民建会的事业发展的需要。几十年来,我在工作中受到汤老的谆谆教诲,至今难以忘怀。汤老在省民建、工商联两会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是大家公认的一位好班长、学习的楷模。我们要发扬民建优良传统,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为开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新局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作者程炜,原省政协副主席、民建六届省委会名誉主委)
一、受命接收杭州市商会,筹建省、市工商联组织
汤老长期以来,从事工商经营活动。1949年5月上海刚解放,他就决定将官僚资本企业“小中纺”所属的杭江、渝江两纱厂分别交给浙江省、四川省军管会和人民政府接管。同年6月从上海回到了杭州,应邀参加中共浙江省委召开的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七一座谈会”,聆听了省委书记、杭州市军管会主任谭震林和省委副书记、杭州市军管会副主任谭启龙的讲话,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激动,决心要为新中国建设献计出力。不久,他被任命为接管后杭江纱厂经理,后调任省政府工矿厅经理室主任兼浙江公营厂矿联营处经理。
杭州解放时,国民党反动政府留下的是一副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百废待兴,接收杭州总商会及其所属126个同业公会,经过整顿改组,清除旧社会遗留的封建行会旧习,使之成为拥护《共同纲领》、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民间团体,成为党和政府联系工商界的桥梁和纽带。这是一项十分重要又艰巨的任务,找谁去挑大梁?据曹湘渠同志撰写的《接管和改组杭州市商会前后》一文回忆说,“吴宪同志告诉我,谭震林已亲自物色了原官僚资本杭江纱厂经理汤元炳出任市工商联主委。并介绍,汤在大革命时期曾参加我党,后因被捕断了联系,保释出狱后去日本留学。今有党内经济界同志向谭推荐他。谭震林还亲自去杭江纱厂视察过,颇赏识汤对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有丰富经验,认为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于是决定由他出任工商联筹委会主委,再配上几个有声望的副主委,先把上层工作做好,团结一批工商界骨干,再有步骤地进行接管和改组同业公会,就可顺理成章了。”
接收市商会可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因为旧商会无论是日伪时期或是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历来被反动政府把持和控制,内部情况复杂、鱼龙混杂,国民党党棍特务、三教九流都有。通过接收、整顿、改组把工商界进步人士团结起来,并培养他们成为工商界中骨干力量,把一小批坏分子清理出去,需要有坚定的革命立场和无私无畏的胆识。汤老听从党的安排,毅然挑起了这副重担。他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团结和依靠工商联领导班子的集体力量,克服重重困难,积极去做好每项工作。1950年8月我已进市工商联机关工作,在组织组任科员。那时是工商联筹备时期,我看到汤老每天从工商联大门进进出出,一会儿到市政府汇报工作,一会儿去同业公会了解情况,找骨干谈话,忙得不亦乐乎,其工作辛苦程度可想而知。
1951年11月杭州市工商联正式成立,次年9月筹备成立了省工商联。工商联成立后,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配合政府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安排市场、平抑物价、打击投机倒把,教育工商界爱国守法,参加五反运动,依法纳税,踊跃认购国家建设公债,抗美援朝运动捐献飞机大炮,协调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改善企业经营管理,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等等。汤老总是积极带头响应党和政府号召,通过细致的策划安排,把任务落实下去并确保完成。
二、带领民建、工商联成员努力实践“听、跟、走”
五、六十年代,民建、工商联主要任务是,根据党的总路线精神和赎买政策,积极配合政府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对资改造涉及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在工商界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许多人感到惶惶不安,认为“辛辛苦苦一辈子、一夜之间充了公”。有的白天参加集会,晚上回家抱头痛哭。汤老认为这主要是一部分工商界同志对党的方针政策不理解,加强对过渡时期总路线教育和毛泽东主席指示的学习,以此稳定工商界情绪,发挥民建会员在工商界中的骨干带头模范桥梁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在汤老的组织领导下,我省各地民建工商联进行了大规模的总路线教育,向工商界及其家属广泛宣传毛泽东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仅杭州市就有3万多人次听了总路线报告。那时候工商联后市街大礼堂,经常邀请省、市党政领导同志到会作报告,座无虚席。民建横河桥机关晚上灯火辉煌,学习情绪很高,一些骨干分子白天没有时间参加会议,只能在晚上开会。汤老和两会其他领导一起不辞辛苦地各处奔走,出现在各种会议场合上。他长期从事工商企业工作,熟悉国家政策法规和经营管理,加上独特人格魅力,丝丝入扣的思想工作,民建会员和工商界同志都喜欢听他的讲话,他的讲话针对性强,说服力大,效果好,深受群众拥护和爱戴。在对资改造过程中,汤老坚持“一教育、二代表”,依据党的政策向政府积极反映情况,提出建议,代表工商界的合法利益。
三、焕发革命青春,积极为四化建设献计出力
在林彪、四人帮十年动乱期间,汤老受到了冲击,他和一批党派领导人关进了牛棚,人身失去了自由。有一次,我在医院门口看到他正要去看病,我本想同他打声招呼说几句话,后来我发现后面有人跟着(造反派监视)。为了不给他带来“麻烦”,我欲言又止,遗憾地离去。汤老在文革中经受了考验,他身处逆境,但丝毫没有动摇过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信任和信心。文革中,他因倡导社会力量办学,被造反派污蔑为“与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把十几斤重的大黑板用铁丝穿起来挂在他的脖子上。四人帮粉碎后,汤老不计个人得失,不怕第二次被打倒,毅然决定继续办学,他和两会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商议,在“三无”条件下,1979年办起了杭州钱江业余学校,包括一所总校和三所分校,还有联合办的杭州丝绸工艺学校,全省共有16所,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没有资金,他积极设法筹措,动员两会骨干把落实政策后归还的定息、高薪捐献出来用于办学。同时利用他个人声望动员在港浙江籍知名人士捐资。汤老还把其中一部分捐资支持省政协创办浙江树人大学和兄弟党派办学。没有场地,先借用杭州城区几所中学空余教室,待具备条件时再自建。没有师资,就积极向在杭各高校聘请,办学行政人员则由两会成员中刚退休又热心办学的骨干担任。就是这样因陋就简,艰苦朴素,热心教育,团结奋斗,铸就了钱江精神,受到省领导表扬,被中央和省评为社会力量办学先进单位。汤老为此注入了大量的心血。
在“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行动纲领鼓励下,汤老不仅带领两会成员热心办学,还深入街道社区调查研究,充分发挥原工商业会员一技之长,共办起了25家街道企业发展生产,安置了一大批待业青年就业。同时,派出两会骨干成员去老、少、边、穷地区开展工商专业培训和经济咨询服务活动,取得了显著成绩。
1979年汤老已届70周岁,那一年他被任命为浙江省副省长,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管理,他还被聘任浙江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以此作为对外联络窗口,引进建设所需的资金、技术和设备。这项工作原来是没有什么基础的,是汤老殚精竭虑、想方设法才打开了局面。他一方面发动工商界中上层人士去联系海外亲朋好友,动员他们心向祖国,参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重要的是他亲自出面做工作,密切了与在港浙江籍知名人士的联系,在爱国爱乡、支持家乡建设和“三引进”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在政务活动日益繁重的情况下,汤老仍十分关心民建工作,参与许多重要的会务活动。如“质量品种效益年”献计出力表彰大会,深入民建基层支部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与骨干分子促膝谈心,传达中央精神,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行动纲领。
四、肝胆相照,真情履职,不辱使命
汤老一直来十分关心党和国家大事。1989年底,中共中央颁布了14号文件,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其主要职能是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汤老学习中央文件后表示“我们所幸生逢盛世,也深感党和政府对民主党派、工商联寄予期望的殷切,身负历史责任的重大,要切实加强自身建设,积极搞好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工作”。汤老组织省民建、工商联和各地组织,就全省产业结构调整、我省国民经济十年规划、八五计划思路、搞活大中型国有企业、治理整顿商品流通渠道、乡镇企业健康发展、推进科技进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和专家论证,向政府积极提出意见建议,受到省领导同志赞扬。汤老是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他经常利用全国政协召开全会、常委会议的渠道,向中央提出许多全局性的重要意见和建议。如《请教育领导部门和有关部门积极支持、尽力帮助民建和工商联办学,解决存在问题》、《关于加强对私营经济引导监督和管理的几点意见》(多人联名),以及《开发海洋、振兴舟山》等大会发言和提案。汤老亲自参与调研,或深入思考,或亲自修改稿件。以后几年虽体弱多病,但参政议政热情不减。
汤老为人正直,做事认真,勤于思考,坦诚敢言。这是民建会内许多人都知道的。有些同志对上级发下来的文件,往往一读过去,提不出什么意见,汤老则一字一句斟酌,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这是他的一贯作风。汤老对中国共产党无限忠诚,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态度坚决又实事求是。汤老为人谦让,平易近人,地位高而没有架子,善于听取别人意见、择善而从。有时我到他家去,向他反映一些基层情况,他很乐意听,而且听得很认真仔细。汤老十分关怀会的干部,常谈及培养干部的重要性,认为现在少了些,应该要采取积极措施多培养一批,以适应民建会的事业发展的需要。几十年来,我在工作中受到汤老的谆谆教诲,至今难以忘怀。汤老在省民建、工商联两会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是大家公认的一位好班长、学习的楷模。我们要发扬民建优良传统,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为开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新局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作者程炜,原省政协副主席、民建六届省委会名誉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