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40年，祖国发生了巨变，变得富强而美丽。处于那个时代的每个家庭与个人也因此而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祖国的变化，大家都看在眼里。个人与家庭的变化，可就各不相同了。
    在此，我就写写因改革开放而改变了人生的两个人。一个是我自己，一个是我的恩师。
    先写自己。
    1978年12月，应是“改革开放”的起点。那时，我还是一名知青，正在边务农边准备复习迎高考。经历了十年文革，刚刚恢复高考，知青可以参加。1974年5月，我于萧山中学高中毕业，作为家中长子的我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响应号召，到农村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此，我们不评判“知青下乡”的历史功过。只是，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青少年落户到了农村，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就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扎根农村一辈子。涉世甚浅的我们并不明白艰苦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插队落户的日子肯定是清苦的，不想在此多费笔墨。那时城镇的物资供应皆是凭票供应，农村户口的知青不发放票证。那年代，猪油酱油拌饭，就是我们知青点几个兄弟姐妹的大美食。文化生活的贫乏更是当时知青生活的痛点。四书五经，唐诗宋词，以及国内外经典名著，基本上都被定性为封资修的禁书。没书读，偶得禁书一二，也不敢公开阅读。处于求知旺盛期的我们很是饥渴，内心苦叹，这辈子完了！艰苦的劳作，物质与精神的双贫乏，以及对个人前途的迷茫未知，就是我们知青生活的真实写照。
    是改革开放，给我们一代知青提供了求学深造，返城求职等改变命运的机会与通道。它确实也改变了我的命运，我因此获得了返城的工作机会，也获得了通过高考求学的机会，知识改变了我的人生。至少，改变了我原本只能种地养鸡的农夫人生。这也并不是说“种地养鸡”不好，只是，作为生命个体的我，我觉得我的人生应该有更多的作为。1979年10月，我被“抽”上来，进入某国企工作，后又努力复习迎考，脱产三年带薪读书，经济专业大专毕业。奠定了我今后几十年从事不同行业职业生涯的知识基础。如果，不是遇到改革开放，我或许就是个盖间土屋找个媳妇生两娃的农夫。
    改革开放让我的政治生命也得以升华。1989年，我光荣的加入了中国民主建国会，如今也将是有30年会龄的民建老会员了。加入民建，让我有如家的感觉。民建人可亲可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或领域里都有不同的建树与成绩。我也一样，一直在尽职尽力的做好本职工作。加入民建，让我更有了一种社会责任感，积极参政议政，尽自己的微力，反映一些社情民意，发表自己的意见建议，并积极参加民建组织的各类活动。加入民建，让我在工作与生活中更具有自我约束力。因为，我是民建会员，我的一言一行不能给组织抹黑。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对我人生轨迹的影响是光明正向且深远巨大的。感谢改革开放的40年！
    再来写写恩师徐守源。
    徐老师是我在萧山中学高复班时的历史课教师。当时全国恢复高考时间不长，各科师资相当缺乏，所以，萧中想方设法从周边地方寻找优秀教师，徐老师就是当时的校领导“五顾茅芦”与红山农场领导协商“借”来的。徐老师当时还是“在管右派分子”，仍在农场劳动改造。徐老师当时不到六十岁，是一位非常慈祥和蔼的师长，他说普通话标准而有磁性，使他的课更有吸引力。他精通英文、法文和历史，曾在上海、北京的著名中学执教，由于“出言不慎”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他是带着手拷，被公安人员押送到萧山“五七农场”（现红山农场）执行劳动改造的。从此，住草舍，干苦活成了他每日的必修课。右派当然是只能干最苦最累的活。每每有喷洒农药之类的险活也要指定他干，火热的太阳下没有口罩等防护，照样要被派去喷洒剧毒农药。一次，当徐老师对我们全班同学谈起这些往事时，热泪盈眶，心情沉重。他对我们说：他的一些被打成右派的同学、朋友，有的不堪沉重的精神、劳作压力，因病去逝了；有的实在难忍非人待遇，以自杀告别了人间。但他却始终要求自己坚强、忍耐、豁达、乐观，坚信总有一天会云开雾散。所以，他活了下来。他对我们说：苦难也是一种财富。只要想得明白，就会让你看清事理、增长经验、学会做人、热爱生活。
    徐老师常说，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学习历史，就要从历史中汲取营养。徐老师来萧中后负责教两个理科班的英语，两个文科班的历史。记得他来我们班上第一堂课时，已是深秋季节。他微笑着走进教室，脱下那顶深蓝色的呢帽子轻轻地放到讲台上，并向全体同学鞠了一躬说：同学们好！然后开始自我介绍。
这就是徐老师给我们的第一印象：礼貌、谦逊、慈祥。以后的每一节历史课，徐老师都以其渊博的知识、生动形象的语言、深入浅出地给我们讲授古今中外的历史，他也时常借古论今，点明规律和经验。徐老师非常注重对学生分析问题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独特的观点。我就曾因做一道关于岳飞评价方面的家庭作业有“独到”见解，而被在全班表扬。对于同学们在课后向他请教的历史、英语以至哲学等问题，他都会和蔼地为你解答。
    徐老师将对右派分子的管制劳动看作是对自己身心的磨练；对每月能偶尔吃一二次肉片肉丝，觉得作为右派已是很荣幸了；对能在难得的假日里获准到县城的书店去买两本书回来也会感到很幸福。
    改革开放的春天，给徐老师这样的老右派也带来了人生的重大转机。徐老师在萧中教了两学期，他的“右派”被平反了。徐老师回北京后不久，就调入北京广播学院任教（现中国传媒大学），教历史和英、法语，又成了“广院”学生非常爱戴的老师。我曾读过北京广院院刊上学生写徐老师的专访文章，字里行间充满了敬佩与感激。很多中央电视台、凤凰电视台、上海东方电视台等广电系统的著名节目主持人、编导或领导都曾是他的学生。离休后的徐老师也不空闲，返院任教、编书写书，非常忙碌。他编完台湾柏杨撰写的《中国通史》后，还特地赠送了几本给我。我与徐老师一直保持联系，只要到北京出差，我必定要去看望徐老师和师母。
    八十多岁时的徐老师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与我通电话时也说自己跟中年人差不多，连续步行一、二小时没问题。他曾自嘲地说，这还得益于“右派”时的艰苦劳动。他每天的生活很有规律，锻炼、读报、看书、写点东西。他的几个昔日“右派”的儿孙，如今在国内外也都很出息，小女儿还是澳大利亚《澳洲日报》的采编部主任，孙辈中竟有二人哈佛毕业。作为存活下来的右派，徐老师的晚年是幸福的。
    所以，这也要感谢伟大的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徐老师后半生的春天（注：徐老师于2017年不幸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作为他的学生，我们也要感恩改革开放，让一个好老师重新为祖国发光，将知识传授给学生，同时，也改变了老师的后半生。

    （作者系杭州萧山东方液压件有限公司办公室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