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百年很短，短到百年一瞬。

        百年很长，长到孤独百年。

        说起百年，想到的或许是百年之欢、百年好合，然弹指红颜老，刹那芳华逝，说的便是百年之短吧。尤不能忘的还有百年树人，管仲讲“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就是我们常说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个百年，是终身，更胜终身，携孤独，带寂寞，默默里生，默默里长，这个说的便是百年之长吧。

                     二

        回想百年以前，他们都曾是树人者。

        在北大讲授《中国小说史略》的周树人，固然是。

        不过，不是非要叫“树人”的才是树人者。

        周树人曾经说过，既然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有令，他甘愿当一名过河卒子，为《新青年》呐喊几声。这里说的主将便是陈独秀了，1917年，他受蔡元培之邀，携自己的利剑《新青年》来到北大担任文科学长一职，颇具李白“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之风。说是利剑，自然是想到再往前推十几年，陈独秀自己写的两句诗“男子立身唯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虽两年多后，陈独秀诸事未了，也拂衣而去，但要说树人者，仲甫当是。

        李大钊也于1920年正式受聘北大教授，仍兼图书馆主任，且是能者多劳，在史学系开设课程《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在经济系开设课程《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在法律系开设课程《社会主义》……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树人者，守常当是。

        1918年，在岳麓书院旁的湖南第一师范求学五年之多的毛泽东，独立寒秋，离湘江而北上，拿着杨昌济的推荐函，敲开李大钊的大门，就职北大图书馆。看傅斯年、罗家伦、俞平伯等北大才子鱼贯而入，鱼贯而出两年后，再次回到长沙，担任湖州第一师范附小主事，革新教育。树人者，润之当是。

        同是长沙，何叔衡1913年湖南省第一师范结业后，便先后在长沙楚怡学校和第一师范附小任教。树人者，玉衡应当是。

        坐标武汉，1918年8月，董必武从上海回到武汉，创办私立武汉中学。设法为学生购买《新青年》、《湘江评论》。树人者，洁畲亦当是。

        地标不明，树人者，辗转于大半个中国，创办中共第一所妇女学校，先后在武昌中山大学、上海法政学院、上海暨南大学、北平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广西大学、广东中山大学等学校任教，先后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湖南大学校长和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必当是。

                        三

        坐标浙江。

        1920年的浙西，义乌一个叫分水塘的小山村，陈宅旁的小柴屋，与其说简陋，不如说破旧不堪。家徒四壁的描述不为过分，好歹两条长凳一块铺板，构成了奢侈的书桌。虽是早春，寒风依旧呼啸，透过缝隙，侵入柴屋之内，欲袭奋笔疾书的青年。他慈祥的母亲，特意弄了糯米，包了鲜美的粽子给他送来，为确保更好的口感，还特意带上了一碟当地盛产的红糖。过了不久，这位母亲在屋外高声问他，是否需要再添些红糖，他却连声回答，够甜够甜。待到他的目前来收拾碗碟时，发现他是满嘴墨汁。原来他的专心致志，竞错把墨汁当成了红糖，浑然不觉，沾了照样吃得津津有味。

        他就是陈望道，让他全身心投入的这件事情，便是翻译《共产党宣言》。早早就在浙江第一师范任教的他，作为著名的教育学家、语言学家，“树人者”三字，当之无愧。

        1921年7月24日的浙东，临近上海不远的嘉兴南湖。

        王会悟是有些紧张的。几天前的21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李汉俊家中召开，其时在楼下负责放风的就是王会悟。当时有个年轻人拿着湿衣服匆匆往楼上走，警觉性很高的王会悟觉得事有蹊跷，赶忙上楼汇报。共产国际马林亦是谨慎地结束了会议，匆匆撤离。果不其然，没过多久，法租界巡捕房便来搜查，当然也是查无所获。躲过一劫，也面临着会议中止的一大代表面临着如何继续开会的难题。

        嘉兴师范读过书，又去湖州胡珺女塾攻读过英语的王会悟推荐了交通便利，又不太引人注目且自己熟悉的家乡——嘉兴南湖。

        这次会议，树人者陈独秀、李大钊虽未参加，却是主要贡献者和助推者。

        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李达……这些树人者，纷至沓来。他们高声读着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一年前刚在陈独秀家里和李达完成革命婚礼的王会悟，坐在船头，望风放哨。

        她是这艘船的眼，任何风吹草动，都遗漏不了。

        她是这艘船的耳，她听到了南湖的心跳——那是心动的声音。

                   四

        提到“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或许又想到了在山西传唱一两百年的民谣《走西口》：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实在难留
        手拉着那哥哥的手
        送哥送到大门口
        哥哥你出村口
        小妹妹我有句话儿留
        走路走那大路口
        人马多来解忧愁

        一群树人者，树革命者之灵魂，唤醒大众时，也有这么一群人，推职业教育，树劳动者之技能，助社会经济发展，做坚实后盾，这便是毋容置疑的“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罢。

        这群人，便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真正的先贤们。

                            五

        1903年的浦东川沙，东方大陆的东方，最早看到太阳曙光的地方，江南乡试中举后一年，黄炎培回来，办起川沙小学堂，这也成了他百折不挠地寻求教育曙光的起点。

        1907年，黄炎培任浦东中学校长，并兼授课教师，继续探索教学之路。浦东中学以优质的师资，完备的教学设施而蜚声中国教育界，博得了北南开、南浦东的美誉。陈独秀、郭沫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这里授课演说。张闻天、范文澜、蒋经国、蒋纬国也曾就读于此。

        其路漫漫，终究需要上下而求索。

        这条求索之路还可以列举长长的一串：广明小学、师范讲习所、在爱国学社、城东女学，或主持，或任教；任江苏省教育司长，全力以赴改革地方教育，全面规划建设了省立高、中等学校和县立小学；与童世亨等共同创办浦东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进入实业领域。

        学校、政府、实业，不同角色的自由切换，不同角色的综合思考，不同角色的互相影响，到了1913年，黄炎培滋生了职业教育思想的萌芽，迈出了历史的一步。这一年，他在《教育杂志》上发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论证了以实用主义为指导，加强教育与个人生活、社会需求之间联系的迫切性、可能性、必要性。

        为印证自己的理论，黄炎培开启了国内外包容并蓄的方针。国内，自1914年起，他以《申报》记者身份在安徽、江西、浙江、山东、北京、天津等地考察了五个月；国外，1915年4月，随农商部“游美实业团”赴美报聘，考察教育，撰写《旅美随笔》，同年7月，前往巴拿马世博会参观，之后拜访了爱迪生，并试用了他发明的远写机（留声机和授语机合为一体的机器）。

        知行合一的滋养下，那株职业教育的萌芽茁壮成长。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六

        1917年，对中国当代教育来讲，是载入史册的一年。

        历史资料上记载，蔡元培是在1916年的12月26日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的。确切地讲，蔡元培先生是在1917年1月9日的上午9时，慷慨向全校作“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的。也就是这一年，陈独秀、钱玄同、黄侃、胡适、周作人、周树人、刘师培、辜鸿铭等人，像流动的音符，成群结队，涌向北大，奏响了北京大学的华美乐章。

        这一年的5月6日，黄炎培先生联合蔡元培、梁启超、张謇、宋汉章等48位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在上海发起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

        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创立之初，以倡导、研究和推行职业教育，改革脱离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的传统教育为职志，提出职业教育的目的是“谋个性之发展，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 “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并为此进行了不懈努力，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改革的先行者。

        这与黄炎培先生初入教育领域已经过去14年，这是一条漫长、曲折、又前进的道路。其实在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的四个月前，黄炎培先生发表了两篇极具水准的教育论文：《实用主义产出之第三年》、《职业教育实施之希望》，明确指出只有大力实施职业教育，才能解决当时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相背离的情况，并具体提出了当时实施职业教育的具体方法和途径。

        其年十月，黄炎培先生马不停蹄地主持创办《职业与教育》月刊，发表文章阐述职业教育的意义和作用，使其成为职业教育探索、研究、发展的理论阵地。

                                         七

         次年8月20日，黄炎培先生在上海南市陆家浜创立了中华职业学校，将职业教育的理论付诸实践。在中华职业学校，黄炎培先生亲订了“劳工神圣”、“双手万能”、“手脑并用”的办学方针和“敬业乐群”校训，并进一步明确说明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为个人谋生之预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预备，为世界及国家增进生产能力之预备。

        理论、实践，继而再理论、再实践，周而复始，孜孜不倦，这也让黄炎培先生的职业教育理念不断成熟和完善，最终成为体系。

        他说：职业教育的作用是“谋个性之发展”；“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

        他说：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为“劳动者文化、业务水平的提高”，“造就新型知识分子”服务。

        他说：职业教育的方针是社会化——强调的是职业教育须适应社会需要；科学化——用科学来解决职业教育问题。

        他说：职业教育的教学原则是“手脑并用”、“做学合一”、“理论与实际并行”、“知识与技能并重”。

                           八

        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黄炎培先生呕心沥血，付出了毕生的精力。

        难能可贵的是，一代又一代民建人扛起大旗，前赴后继，持续前行。

        胡厥文是从实业起家的。1918年大学毕业后，胡厥文就经人介绍进入当时国内最大的工厂——汉阳钢铁厂。1921年，胡厥文创办了自己的第一家工厂——新民机器厂，后来又创办了合作五金厂、长城砖瓦厂等工厂，摸索出一条机器工业与日用品相结合的发展道路。

        所以1979年，邓小平邀请五老到自己家做客，讨论经济问题时，五老其一便是胡厥文。胡厥文是在1983年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第五届理事会理事长的。其实在1982年年底,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就向中华职业教育社代理事长胡厥文复信,支持恢复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组织机构和工作，胡厥文亦是不辱使命。长期的实业救国实践，为胡厥文打下了扎实的实业功底。而职业教育面向的对象和输送的对象，大多是实业。胡厥文的到来，把实业的宝贵经验融合到了职业教育领域，助推了职业教育的实践步伐。

                                  九

        相对而言，孙起孟是教育出生，他的一生都与教育事业紧密相联。

        孙起孟在东吴大学就读哲学专业，在“毕业即失业”的时代就业身份困难。毕业前夕，他得知东吴大学一位教授不再为苏州女子师范兼课，便毛遂自荐，不到20岁就举起教鞭，并凭借出色的教学水平，在大学毕业后正式受聘苏州女子师范。

        1935年，孙起孟因发动驱逐校长陈淑的爱国主义风潮，被国民党江苏教育厅开除教职。1936年，孙起孟受黄炎培之邀，到上海中华职业学校任教。从此和职业教育结下不解之缘。

        近半个世纪的职业教育生涯中，孙起孟积极探索和研究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积极推动我国第一部《职业教育法》的颁布，为我国的职业教育理论的创建做出了突出贡献。坚持“为国分忧、为民效力、急人所急、雪中送炭、灯亮一盏，光洒成片”的指导思想，大力开展职业教育培训和捐资助学活动，取得显著效果，赢得社会各界赞誉。

        1989年起，孙起孟开始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第六届、第七届理事会理事长。

        他曾说过：职业教育和市场经济是孪生儿。最贴近经济的是职业教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现代化建设，归根到底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而职业教育的中心任务就是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他曾要求：要重视对学生的职业陶冶；要强化学生的职业道德。

        他曾强调：职业教育不仅包括职业知识和技能的传授，而且包括职业道德教育和科学的职业指导。

                                  十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来，民建引领的职业教育，就像其中一片绿叶，默默里，释放出清新的氧气，总令人心旷神怡。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也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好，抗日战争时期也好，解放战争时期也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时期也好，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也好，乃至当前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时期也好，职业教育都从一而终，一如既往，散发她独特的魅力和姿态，在一个个成功的事件里，扮演一个个成功的因子。

        或许，因为，大家都是树人者。

        其实管仲的那句话还有后半句：“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

        树人，是百年孤独，亦是百倍收获，只问：你可知道？

（作者系民建湖州市委会菱湖支部委员，湖州江南恒盛炼染有限公司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