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里，我带着儿子回到久违的家，母亲欣喜地告诉我，村里旧村改造的规划已批下来了，红纸公告已贴在墙上，看来这回老房子铁定是要拆了。
    也许是出于怀旧，我独自踏进了这座我曾经生活了20年的小院。
    小院叫七间头，排五勾一围合成三合院，房前有一条宽约一米的鹅渎蜿蜒从墙根流过，也算是曲水环绕。
    房子是民国年间由我外祖父亲手营造的，后来分家时兄弟俩各占一半。外公身为长子，理所当然享有一定的特权，他幸运地分到了南半边3间，居中的堂屋共用。小外公据说是因为国民党抓壮丁时当了兵，后来去了台湾，一直杳无音信，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回大陆寻亲，故北半边实际上一直由他还未曾谋面的儿子住着。
    事实上，我从未曾见过我的外公，外婆却一直与我们相依相伴生活在一起，直至我分配工作的第二年，才撒手西归，在这座老屋中寿终正寝。
    在我晓事起，我就住在这老屋里。老屋里的生活记忆代表了那个贫困年代下，一个普通农家辛苦打拼的奋斗经历。
    父亲是同村的上门女婿，在传统的多子多福的观念下，尽管物质生活极度困顿和贫乏，他们还是希望拥有两对儿女，因此就有了一家7口的大家庭生活，也就注定了父母必须为一家的生计，像牛马一样地劳碌耕耘。
    父亲似乎一生都在劳动，在他63岁的生涯中，不知挑断了多少根扁担，跑穿了多少双草鞋，磨破了多少根羊角车上的皮带……。
    当我与母亲收拾堂屋时，在一大堆由父亲亲手添置的农具中间，我的双眸久久都无法从父亲使用过的羊角车上移开。它靠墙倒立在堂屋的一隅，上面落满灰尘，木轮上、车身上还结了蜘蛛网。在我仔细端详它的一刹那间，我发现在圆而粗的车把上，竟然有一微微的凹痕，车把上还悬着父亲当年双肩背过的皮带，表面已磨损得不成样。看着看着，我的视线渐渐幻化成父亲躬着背，在山路上拼命使劲推车的影子。
除了农稼挣工分，父亲靠叫卖陶器养活了我们一家。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个有着惊人耐力的庄稼汉，平时少言寡语，但他持身醇厚，处事机敏而圆通，因此颇得人缘。记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村里的窑厂每年都能生产出大量的陶器，有酒坛、榨菜坛、泡菜坛，也有生活日用器皿。甲乙丙级产品一般由大队里统一卖给供销社，而等外品却全由我父亲盘点下来，村里非他莫属。
    每次出窑后，父亲就忙着把从窑厂盘过来的陶器一车一车拉到家门口附近码好，然后对它们进行一番必要的捡选、处理、清洗、修复。先是磨砂，用一片陶缸片刮去器物表面的砂子，使之表面光滑；再是分捡，用陶片轻敲器物，从敲击声中，父亲很容易就能分辨出器物是否有裂隙，并做上标记；三是试水补裂缝，对那些敲击声浑浊挑选出来的器物，父亲总是不厌其烦地拿到村中央的池塘中去试水，找出裂缝，用红金泥、胶水等修补。
    最辛苦的莫过于走村串巷去叫卖。除了农忙季节，父亲几乎三天两头往外跑，无论春夏秋冬，严寒酷暑，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义乌的每一个角落。
    父亲的诚实和干练永远写在脸上，他从不奸诈，却也从不放过多挣一个铜板的机会。他对所有有裂隙的坛子都做了标记，根据其装湿货、干货的不同用途，选择不同的器物卖给顾客，从不欺蒙买家。可是有一次，父亲却把一个烧成椭圆形的陶??戏称为“鹅蛋??”，卖给一个对它爱不释手地妇女。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父亲像有使不完的劲，他的装车技术也很高超，在车身两边，他用棍子、绳索绑扎起来，使车身整个扩出一倍，每次要出门，他和母亲总是提前一天将要拿去卖的货物装运好。第二天天还没亮就出门，带上母亲给他准备的饭盒或干粮，直到星夜才回家，因此我们兄妹几个常常几天都无法和他照面。然而，父亲每次回家，总是会悄悄地在我们的枕边放一个“三分饼”或是白糖做的月饼，宁肯自己忍饥挨饿，也要为我们带回属于那个年代的一份特别的惊喜，它凝聚着沉默的父亲对我们深沉的父爱！
在关于羊角车的记忆中，除了用它运粮、拉肥、送货，每年春节，父亲用羊角车推着我们进城去拜年的情景像一幅黑白照片，定格在我的脑海中，成为我儿时的记忆中最美好、最温馨的画面：小弟坐在车后座的横档上，我们几个兄妹坐在车两旁的小凳上，父亲一路推着，一路和我们胡聊神侃，同时回答着我们漫无边际的问话，兴之所至，他还会用他那清脆响亮的嗓音给我们唱一首老掉牙的歌曲《光阴》：
    门前嘿一道水流，
    两岸呀花木峥嵘。
    风景年年依旧，
    只有那流水，
    总是一去不回头。
    流水……
    请你莫把光阴带走。
    父亲说,这首歌是他上高小时老师教的，歌曲简短而曲调悠扬，旋律也很优美，然直到我为人母后，才真正体会到当年父亲教我唱这首歌的良苦用心。
    就是这辆普通的并不起眼的羊角车，伴随着父亲几乎大半个人生，用他的心血换来一家老少基本的生活，也曾经驮着我们从乡间的小路走向城里的梦，使我们兄妹中有3个接受了高等教育，因而有了别样的人生。
    羊角车在父亲的生活中淡出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塑料工业制品的广泛应用，延续了数百年的陶器工业渐渐地走向衰退。当村后山背上的老龙窑不再往外冒黑烟时，我父亲从此告别了他长达十五六年的卖陶生涯。
    善于经营的父亲从此在冬闲时，拾掇起出外卖“山货”（指小商品）的行当，他跑湖南、下广州，从一个彻底的农民变成了半个商人，并且用他所挣的钱在村里建起了一座三层楼的“大厦”。
    此时父亲的运输工具也有了大的改进，基本上用三轮车代替了完全依靠人力的羊角车。父亲脚下所蹬的草鞋、解放鞋不知何时起已换成了旅游鞋、皮鞋。他终于看到了他的四个儿女大学、中专毕业，在城里安顿了家，从此一个个走出了家乡的老宅子，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城里人。
    遗憾的是父亲没有能看到，几年后他的4个儿女都开着私家车上班，操劳过度的父亲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假如父亲还活着，今年该是72岁。不经意间，我的父亲已离开我们有9个年头。虽说每年的清明、冬至，我们4个兄弟姊妹不管有多远，都会如约赶回家，带上儿女，到他的墓前，烧一柱清香，烧几串银锭和纸钱，表达我们对他永远的哀思和怀念。
    我想，父亲的羊角车也许有一天会在博物馆里看到，我要告诉我们的下一代、再下一代，它承载着我们父辈创业的艰辛和养育我们的深情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