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午，温州代表团的小组讨论中，省人大代表、温州鹿城区南汇街道德政村委会主任陈勇，提了一个有关公证机构体制改革的建议：“许多公证处说是事业性质的，但却是合伙制运作，按企业规模发工资，造成垄断性的高收费。”

　　没想到，这个话题引起了其他代表们的热议，大家由此谈到“红顶中介”，继而延伸到“政府如何购买社会服务”，最终归结到“下一步政府的简政放权应该怎么做”。

　　陈勇在讲这个建议之前，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儿子继承父亲的三处房产，这三处房产在温州三个不同的区，结果就要去三个地方去做公证。因为它一个区一个公证处，而且你做公证，必须到它指定的这个公证处。”

　　陈勇觉得，现在的公证处体制太混乱，有些是行政体制，有些是事业编制，“一些事业编制的也自收自支，像某些公证处节余达到上千万，不能分配又无需上缴，很容易出现贪腐情况。”这样就会带来许多问题，比如垄断，继而收费高，让民众觉得不方便，也不公平。

　　“这种现象其实就是一种区域性垄断。” 省人大代表、省人大环资委主任张景华接过了话题，“这是主管部门批复的时候造成的，像多年前驾校的教练车，一个驾校有多少辆掌握在交警手里，就会出现给这家批10辆给那家批30辆的情况，这就有了徇私的空间。”

　　在张景华看来，从道理上讲，公证处的问题和教练车如出一辙，“如果你一边说社会化了，一边主管部门一个地区就批一家，那就很容易造成垄断。但如果，你在这个区域批10家，甚至20家，或者说只要达到指标就批，那这个市场就完全放开了。”

　　张景华说，归根结底，行政主管部门的理念一定要转变，按市场规则办事才能打破垄断。

　　“其实，这个问题在很多行业都存在。行业主管部门和下属机构存在利益关系，行政资源为下属机构服务。”省人大代表、温州发改委主任方勇军形容得很形象，“这些中介机构就像是一些行业主管部门生出的儿子。”

　　他的建议是，必须要把这部分的社会服务职能从行业主管部门中剥离出来，“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让市场去配置资源，形成一个公平自由竞争的环境。总之，不能出现这种保护性垄断。”

　　代表们的讨论越来越热烈，话题一步步往深处走，最后将问题的根源归结到了政府自身的简政放权。

　　“简政放权是很有必要的，但目前的放权，很多都是部门的自减，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放掉的权力是不是下边需要的。其实，应该更多听听基层的声音，否则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政府觉得自己已经削减掉很多审批权力，但基层的企业和百姓却感觉不明显。” 张景华还建议，简政放权后，应该请第三方机构来评估，这项工作的效益到底怎么样，是否提高了活力，“毕竟，放了多少项权力，减了多少项权力，这些都不是目的，目的是看究竟发挥了多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