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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民建》
追忆民建历史 尽展参政情怀——记可敬可爱的老一辈杭州民建会员
发布时间:2015-12-14 14:23:05
|
作者: 焦素红
缘起
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至今已经走过了七十年的岁月,人活七十古来稀,当年民建杭州市委会成立时最早的一批民建老会员已经所剩无几了,目前在民建杭州市委会成立之前即加入民主建国会的第一批15人中,也只有徐寿松徐老在世,并且已经98岁高龄了。五十年代入会的老会员许多已经离世,所以对仍然健在者的访谈具在搜寻史料,抢救文献的重大意义。
去年在民建杭州市委会的一次主委会上,副主委徐土松建议市委会抓紧时间采访这批老会员,留下影像资料,进行抢救性的拍摄,否则将是无法弥补的损失。徐主委的建议一抛出,立刻赢得在座各位领导的一致赞同。今年市委会宣传处即作为庆祝民建成立七十周年的一项大活动来落实。
目前我们陆陆续续对会的十几位老会员进行采访,留下了他们口述历史的珍贵资料,通过对他们的采访接触,真切地了解到他们走过的不凡历程:创业时艰辛奋斗、抗战时颠沛流离、建国后运动改造、文化大革命中痛苦折磨、改革开放后活力焕发。虽然他们容颜已变老,进入耄耋之年,但跟着共产党走的赤诚之心依然不变,这就是民建老会员、老工商业者的集体写照。让我了解了老一辈民族工商业者的成长历程,还原了许多历史真相,让那段历史更加鲜活起来,让人受益匪浅。
历经坎坷 矢志不渝
民主建国会是由一部分爱国民族工商业家和知识分子组建的政党,民建杭州市委会成立之初大部分会员是私营工商业者,他们当初大都从事茶行、丝织印染、造纸、制革、交通运输、商业等传统的老行业,是我国现代民族工商业创业奠基人,他们整个的人生经历都很相似:大多都是苦出身,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协助父辈从商,小的十二三岁,大的十五六岁就出来当学徒或跟着父辈学做生意,期间身历了艰辛创业、抗战时的颠沛、战后重建与危机、新中国成立后的私私合营到公私合营,以及不堪回首的“文化大革命”与心情舒畅的改革开放岁月。可以说每个时期他们经历的苦难和挫折是我们这一辈人不可想象的,现在孩子还在母亲怀里撒娇的年龄他们已经开始打拼生活,在战乱中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家业,在解放后通过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都“捐献”给国家,在随后的日子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被冠以“资本家”的帽子,被批斗,被游街,被隔离审查,工资扣发,身心受尽了折磨,家里仅剩的财产都被造反派抄走,家中一贫如洗。他们戴着资本家的帽子被发配做最底层的工作,比如原工商联副主席纸业老板吴春达文化大革命时被下放至杭州江干百货商店当营业员,原工商联副主委钮冠雄,由汽车运输行的老板下放到车间当装卸工,一干就是十几年。他们自己身心受尽折磨除外,最让他们痛苦的是由于他们的资本家身份,还连累到子女的前途,这期间正值他们的子女就学找工作时期,孩子升学由于成分不好没有学校要,只能下乡插队,到边疆。等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他们也已经到了暮年,壮志未酬,便匆匆谢幕。
即便是这样,他们不计个人得失,依然感谢党和国家的好政策,给他们平反恢复名誉,并对“三小工商业者”进行补助,迎来了改革开放经济大发展的好时候。正如钮冠雄老会员在回忆中说的那样,我这一生,始终是对中国共产党是有信念的。“第一,新中国成立前夕,人们都说共产党要共产的,当时上海的地下党给我们送材料,宣传共产党是保护工商业者的,并不是要消灭的,这样就有一个信念:共产党不会消灭我们。第二,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号召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就是十六字方针,用来指导我们,恢复经济时期也这样实行了。第三,后来提出要求:听毛主席放,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组织我们学习受教育,“听、跟、走”成了我们的一个信条。第四,1953年中央发出“一化三改造”的总路线,当时毛主席讲话中说到:只要人民还有困难的时候,谁做的好事,而且一直做下去,决不半途而废,那么人民和人民政府是不会忘记你的,不会不给你出路和效力机会的。这是后来支撑我的一个重要思想信念。所以,公私合营时党采取合资改造政策,和平改造,采取包下来,包到底的政策,我都坚定的跟党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组织上又提出: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我照样跟着做。这些年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蛮清楚的,我个人的得失也无所谓,我只要坚信党的领导。文化大革命那样子弄,人的尊严都没有了,我之所以活到今天,能坚持靠的就是这些。”
学习改造 爱国爱会
采访的十几位老领导、老会员都已经八九十岁高龄了,他们参加民建后的一些经历主要是从建国后到八十年代初这段时间,这段时期民建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根据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的路线任务制定相应的政治纲领,民建的主要职能更多地体现在加强思想改造和自我教育上。
建国初期,我国主要针对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民建所联系的民族工商业者也正是改造的对象。从建国后,他们历经了私私合营、公私合营、三反五反、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四清运动,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他们思想上都有个不接受、思想苦闷到逐步接受的过程,这时候就靠党和政府、民建和工商联共同开展的思想教育工作,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解放他们的思想包袱。
从民建杭州市委会第二任主委郑志新的自述能很清晰的看到各时期学习改造,思想发生转变的过程。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作为私营企业主就一些问题进行坦白交待,并接受工厂职工检举揭发,当时思想斗争激烈,五反结束后,听了谭震林同志的报告,才清除了思想障碍,稳定了情绪,后来在一次座谈会上,听了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的讲话:工商业者在肃清五毒之后,要抬起头来走路。教育大家克服消极思想。在参加全国工商联筹备会议的途中,在南京作短暂逗留,上海市市长陈毅在玄武湖接待了大家,他为大家做了形势任务和统一战线的报告,从抗美援朝的胜利谈到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阐明要消灭的是资产阶级,而不是资本家本人。对资本家要团结、教育、改造,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希望五反后,积极经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业,为国家作出贡献。陈市长一席话,语重心长,使“我”终身难忘。
1955年冬,全国工商联召开执委会,会议前夕,毛主席邀集全体执委座谈,要求工商业者“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走社会主义道路”。毛主席的这一教导,对于我来说,真是振聋发聩。进一步激起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响往。回忆在旧社会,受在座大山的压迫,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解放后生产发展,生活安定。正如周总理曾说过的:“普度众生,同登彼岸”。于是,我与同业一起,提出制茶行业公私合营的问题,在省政协礼堂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代表同业向领导表示:“合营后我们一定守职尽责,服从公方”。并代表杭州市私营工业接受公私合营批准书。这时全场欢声雷动,我从内心深处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并牢记不论在任何困难下,永远不忘记今天。
1959年我赴京参加民建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主要是学习文件,听听、看看,和风细雨,采取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的“三自”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方针。在外无压力,内有思想交锋的学习讨论中,通过和风细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确实解决了我不少思想深处的疙瘩问题。会议期间,刘少奇接见了大会常务主席,作为一小时的亲切讲话,就工商界关心的定息、高薪、年老体弱退职退休、病假工资等问题,阐明了党对工商业者“包一头,包到底”的政策,同时教育工商业者要一心一意改造,奔社会主义,要“顾一头,一边倒”,不要三心二意,为个人利益分心。这次大会的确是一次团结的大会,是工商业者自我教育的大会,大家认为这次会议开得心情舒畅,身心愉快。
从民建妇女支部主任、原工商联主席徐祖潮夫人缪佩珍的回忆中了解到:我会在1956年成立的家属支部(80年代更名为妇女支部)也是民建会开展思想教育活动中非常有特色的一项工作。妇女支部主要由原工商业者的家属组成,把她们组织起来一方面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另一方面可以支持她们的丈夫投身社会主义改造,树立坚定跟党走的信念,同时可以发挥妇女半天边天的作用,为社会服务做许多工作。
从这些老领导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思想工作做得非常细致到位,还有就是民建所联系的这些工商业者一直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以“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行动纲领指导着实践,体现出了老民建会员们爱国爱会的高尚情怀。
德行高远 可亲可敬
通过这次采访与十几位民建的老领导、老会员亲密接触,是一次很好的受教育的机会,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们勤劳善良、正执真诚、自尊自强、积极乐观、忍辱负重,当年支撑他们安身立命的良好素养,依然体现在举止言谈中。令人感动的是,他们虽然一生经历过苦难曲折、委屈,乃至不平的待遇,却心胸豁达,对自己随时代大潮起落沉浮的命运无怨无悔,对我们国家自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事业高度认同,对民建事业依然关心热爱。
每一次我们约访老会员,他们都会非常认真的对待,他们认为这是组织交给他们的一项政治任务,一定要认真完成好,甚至许多老会员自从接到我们的电话起,就好几天睡不好觉,陷入深深的往事追忆之中,心情难以平复。只要他们身体还算硬朗,就会自己坐着公交车,穿戴整齐地来到市委会接受采访。许多次采访完毕,他们都会很客气地首先对我们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并且说得那么真切,我们听后,很惶恐和不解,并对他们说:应该我们好好谢谢你们,占用你们的时间和精力,配合我们的工作。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说谢谢你们后面的心境:我们对他们的采访,并把他们的经历作民建历史的一部分记录下来,他们认为这是组织对他们的高度认可。并对能把他们的历史记录下来表示感谢。
每一次敲开老会员的家门,他们就象见到亲人一样热情好客,老会员徐寿松,他已经是九十多岁的老人,身材瘦小,背也驼了,每次到他家,他都忙着给我们拿糖果、饮料,出门时还一定让你把没吃完的糖果带走,勾起了我许多儿时甜蜜的回忆,心里暖暖的。采访建德第一位主委诸葛槐,我们从杭州赶过去要两个多小时的路程,在路上就打电话问我们怎么还没来,等我们到时已经在门外迎接我们,交谈中对市委会还健在的几位老领导思念不已,让我们一定把他的问候带给几位老领导。
他们是“活到老学到老”的践行者,我们到家里采访过的老领导邵义彬、吴春达、余杭第一位主委董鸿洲,建德第一位主委诸葛槐、老会员吴亮等,他们家里都摆着许多书籍报刊杂志,每天都要戴上老花镜读报看书好几个小时,采访中对当前的国家政治经济形势了如指掌;对民建会刊期期都看,并做收藏保存,对民建的工作动态十分了解和关心,看了真让我们这些民建后辈感动和受教育,内心更加敬重他们。
他们的心态知足平和,这也是他们长寿的一个密诀。钮冠雄老先生为自己一生编写的几句话,很能代表他们的共同心境:“苦头吃足、干劲十足、荣誉满足、地位上足、衣丰食足、生活富足、比上不足、知足常乐”。他们也十分珍惜当前的幸福生活,钮老还特意把自己的幸福生活写下来,其实也是其他老会员的生活写照:
劳保享享,西湖荡荡,公交乘乘,景点游游,照相拍拍,电脑击击,手机打打,电视看看,书报阅阅,麻将搓搓。
适当锻炼,增强体质,穿着朴素,烟酒不沾,赌博不涉,合理饮食,补充营养,延缓衰老,子女孝顺,阖家和睦,人间天堂,心情舒畅,无比幸福,颐养天年。
后记
老先生们的回忆多姿多彩,细节真实生动:家庭创业背景、管理运行模式、行业道德规范、认识并加入民建的情节、思想转变的历程、民建工作的点点滴滴,汇聚编织出一幅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的杭州社会风情画卷,勾勒出一片杭州民建历史的经纬。我们将他们的“亲历、亲见、亲闻”的重要历史事件和具有教育意义的史料,以口述实录的方式,予以抢救性记录、整理、汇编、保存,将出版《十个老会员口述杭州民建历史》影像资料,口述视频资料也将通过杭州民建网站点播,文字整理稿通过《杭州民建》会刊摘登。
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至今已经走过了七十年的岁月,人活七十古来稀,当年民建杭州市委会成立时最早的一批民建老会员已经所剩无几了,目前在民建杭州市委会成立之前即加入民主建国会的第一批15人中,也只有徐寿松徐老在世,并且已经98岁高龄了。五十年代入会的老会员许多已经离世,所以对仍然健在者的访谈具在搜寻史料,抢救文献的重大意义。
去年在民建杭州市委会的一次主委会上,副主委徐土松建议市委会抓紧时间采访这批老会员,留下影像资料,进行抢救性的拍摄,否则将是无法弥补的损失。徐主委的建议一抛出,立刻赢得在座各位领导的一致赞同。今年市委会宣传处即作为庆祝民建成立七十周年的一项大活动来落实。
目前我们陆陆续续对会的十几位老会员进行采访,留下了他们口述历史的珍贵资料,通过对他们的采访接触,真切地了解到他们走过的不凡历程:创业时艰辛奋斗、抗战时颠沛流离、建国后运动改造、文化大革命中痛苦折磨、改革开放后活力焕发。虽然他们容颜已变老,进入耄耋之年,但跟着共产党走的赤诚之心依然不变,这就是民建老会员、老工商业者的集体写照。让我了解了老一辈民族工商业者的成长历程,还原了许多历史真相,让那段历史更加鲜活起来,让人受益匪浅。
历经坎坷 矢志不渝
民主建国会是由一部分爱国民族工商业家和知识分子组建的政党,民建杭州市委会成立之初大部分会员是私营工商业者,他们当初大都从事茶行、丝织印染、造纸、制革、交通运输、商业等传统的老行业,是我国现代民族工商业创业奠基人,他们整个的人生经历都很相似:大多都是苦出身,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协助父辈从商,小的十二三岁,大的十五六岁就出来当学徒或跟着父辈学做生意,期间身历了艰辛创业、抗战时的颠沛、战后重建与危机、新中国成立后的私私合营到公私合营,以及不堪回首的“文化大革命”与心情舒畅的改革开放岁月。可以说每个时期他们经历的苦难和挫折是我们这一辈人不可想象的,现在孩子还在母亲怀里撒娇的年龄他们已经开始打拼生活,在战乱中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家业,在解放后通过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都“捐献”给国家,在随后的日子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被冠以“资本家”的帽子,被批斗,被游街,被隔离审查,工资扣发,身心受尽了折磨,家里仅剩的财产都被造反派抄走,家中一贫如洗。他们戴着资本家的帽子被发配做最底层的工作,比如原工商联副主席纸业老板吴春达文化大革命时被下放至杭州江干百货商店当营业员,原工商联副主委钮冠雄,由汽车运输行的老板下放到车间当装卸工,一干就是十几年。他们自己身心受尽折磨除外,最让他们痛苦的是由于他们的资本家身份,还连累到子女的前途,这期间正值他们的子女就学找工作时期,孩子升学由于成分不好没有学校要,只能下乡插队,到边疆。等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他们也已经到了暮年,壮志未酬,便匆匆谢幕。
即便是这样,他们不计个人得失,依然感谢党和国家的好政策,给他们平反恢复名誉,并对“三小工商业者”进行补助,迎来了改革开放经济大发展的好时候。正如钮冠雄老会员在回忆中说的那样,我这一生,始终是对中国共产党是有信念的。“第一,新中国成立前夕,人们都说共产党要共产的,当时上海的地下党给我们送材料,宣传共产党是保护工商业者的,并不是要消灭的,这样就有一个信念:共产党不会消灭我们。第二,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号召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就是十六字方针,用来指导我们,恢复经济时期也这样实行了。第三,后来提出要求:听毛主席放,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组织我们学习受教育,“听、跟、走”成了我们的一个信条。第四,1953年中央发出“一化三改造”的总路线,当时毛主席讲话中说到:只要人民还有困难的时候,谁做的好事,而且一直做下去,决不半途而废,那么人民和人民政府是不会忘记你的,不会不给你出路和效力机会的。这是后来支撑我的一个重要思想信念。所以,公私合营时党采取合资改造政策,和平改造,采取包下来,包到底的政策,我都坚定的跟党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组织上又提出: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我照样跟着做。这些年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蛮清楚的,我个人的得失也无所谓,我只要坚信党的领导。文化大革命那样子弄,人的尊严都没有了,我之所以活到今天,能坚持靠的就是这些。”
学习改造 爱国爱会
采访的十几位老领导、老会员都已经八九十岁高龄了,他们参加民建后的一些经历主要是从建国后到八十年代初这段时间,这段时期民建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根据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的路线任务制定相应的政治纲领,民建的主要职能更多地体现在加强思想改造和自我教育上。
建国初期,我国主要针对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民建所联系的民族工商业者也正是改造的对象。从建国后,他们历经了私私合营、公私合营、三反五反、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四清运动,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他们思想上都有个不接受、思想苦闷到逐步接受的过程,这时候就靠党和政府、民建和工商联共同开展的思想教育工作,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解放他们的思想包袱。
从民建杭州市委会第二任主委郑志新的自述能很清晰的看到各时期学习改造,思想发生转变的过程。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作为私营企业主就一些问题进行坦白交待,并接受工厂职工检举揭发,当时思想斗争激烈,五反结束后,听了谭震林同志的报告,才清除了思想障碍,稳定了情绪,后来在一次座谈会上,听了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的讲话:工商业者在肃清五毒之后,要抬起头来走路。教育大家克服消极思想。在参加全国工商联筹备会议的途中,在南京作短暂逗留,上海市市长陈毅在玄武湖接待了大家,他为大家做了形势任务和统一战线的报告,从抗美援朝的胜利谈到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阐明要消灭的是资产阶级,而不是资本家本人。对资本家要团结、教育、改造,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希望五反后,积极经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业,为国家作出贡献。陈市长一席话,语重心长,使“我”终身难忘。
1955年冬,全国工商联召开执委会,会议前夕,毛主席邀集全体执委座谈,要求工商业者“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走社会主义道路”。毛主席的这一教导,对于我来说,真是振聋发聩。进一步激起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响往。回忆在旧社会,受在座大山的压迫,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解放后生产发展,生活安定。正如周总理曾说过的:“普度众生,同登彼岸”。于是,我与同业一起,提出制茶行业公私合营的问题,在省政协礼堂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代表同业向领导表示:“合营后我们一定守职尽责,服从公方”。并代表杭州市私营工业接受公私合营批准书。这时全场欢声雷动,我从内心深处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并牢记不论在任何困难下,永远不忘记今天。
1959年我赴京参加民建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主要是学习文件,听听、看看,和风细雨,采取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的“三自”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方针。在外无压力,内有思想交锋的学习讨论中,通过和风细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确实解决了我不少思想深处的疙瘩问题。会议期间,刘少奇接见了大会常务主席,作为一小时的亲切讲话,就工商界关心的定息、高薪、年老体弱退职退休、病假工资等问题,阐明了党对工商业者“包一头,包到底”的政策,同时教育工商业者要一心一意改造,奔社会主义,要“顾一头,一边倒”,不要三心二意,为个人利益分心。这次大会的确是一次团结的大会,是工商业者自我教育的大会,大家认为这次会议开得心情舒畅,身心愉快。
从民建妇女支部主任、原工商联主席徐祖潮夫人缪佩珍的回忆中了解到:我会在1956年成立的家属支部(80年代更名为妇女支部)也是民建会开展思想教育活动中非常有特色的一项工作。妇女支部主要由原工商业者的家属组成,把她们组织起来一方面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另一方面可以支持她们的丈夫投身社会主义改造,树立坚定跟党走的信念,同时可以发挥妇女半天边天的作用,为社会服务做许多工作。
从这些老领导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思想工作做得非常细致到位,还有就是民建所联系的这些工商业者一直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以“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行动纲领指导着实践,体现出了老民建会员们爱国爱会的高尚情怀。
德行高远 可亲可敬
通过这次采访与十几位民建的老领导、老会员亲密接触,是一次很好的受教育的机会,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们勤劳善良、正执真诚、自尊自强、积极乐观、忍辱负重,当年支撑他们安身立命的良好素养,依然体现在举止言谈中。令人感动的是,他们虽然一生经历过苦难曲折、委屈,乃至不平的待遇,却心胸豁达,对自己随时代大潮起落沉浮的命运无怨无悔,对我们国家自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事业高度认同,对民建事业依然关心热爱。
每一次我们约访老会员,他们都会非常认真的对待,他们认为这是组织交给他们的一项政治任务,一定要认真完成好,甚至许多老会员自从接到我们的电话起,就好几天睡不好觉,陷入深深的往事追忆之中,心情难以平复。只要他们身体还算硬朗,就会自己坐着公交车,穿戴整齐地来到市委会接受采访。许多次采访完毕,他们都会很客气地首先对我们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并且说得那么真切,我们听后,很惶恐和不解,并对他们说:应该我们好好谢谢你们,占用你们的时间和精力,配合我们的工作。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说谢谢你们后面的心境:我们对他们的采访,并把他们的经历作民建历史的一部分记录下来,他们认为这是组织对他们的高度认可。并对能把他们的历史记录下来表示感谢。
每一次敲开老会员的家门,他们就象见到亲人一样热情好客,老会员徐寿松,他已经是九十多岁的老人,身材瘦小,背也驼了,每次到他家,他都忙着给我们拿糖果、饮料,出门时还一定让你把没吃完的糖果带走,勾起了我许多儿时甜蜜的回忆,心里暖暖的。采访建德第一位主委诸葛槐,我们从杭州赶过去要两个多小时的路程,在路上就打电话问我们怎么还没来,等我们到时已经在门外迎接我们,交谈中对市委会还健在的几位老领导思念不已,让我们一定把他的问候带给几位老领导。
他们是“活到老学到老”的践行者,我们到家里采访过的老领导邵义彬、吴春达、余杭第一位主委董鸿洲,建德第一位主委诸葛槐、老会员吴亮等,他们家里都摆着许多书籍报刊杂志,每天都要戴上老花镜读报看书好几个小时,采访中对当前的国家政治经济形势了如指掌;对民建会刊期期都看,并做收藏保存,对民建的工作动态十分了解和关心,看了真让我们这些民建后辈感动和受教育,内心更加敬重他们。
他们的心态知足平和,这也是他们长寿的一个密诀。钮冠雄老先生为自己一生编写的几句话,很能代表他们的共同心境:“苦头吃足、干劲十足、荣誉满足、地位上足、衣丰食足、生活富足、比上不足、知足常乐”。他们也十分珍惜当前的幸福生活,钮老还特意把自己的幸福生活写下来,其实也是其他老会员的生活写照:
劳保享享,西湖荡荡,公交乘乘,景点游游,照相拍拍,电脑击击,手机打打,电视看看,书报阅阅,麻将搓搓。
适当锻炼,增强体质,穿着朴素,烟酒不沾,赌博不涉,合理饮食,补充营养,延缓衰老,子女孝顺,阖家和睦,人间天堂,心情舒畅,无比幸福,颐养天年。
后记
老先生们的回忆多姿多彩,细节真实生动:家庭创业背景、管理运行模式、行业道德规范、认识并加入民建的情节、思想转变的历程、民建工作的点点滴滴,汇聚编织出一幅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的杭州社会风情画卷,勾勒出一片杭州民建历史的经纬。我们将他们的“亲历、亲见、亲闻”的重要历史事件和具有教育意义的史料,以口述实录的方式,予以抢救性记录、整理、汇编、保存,将出版《十个老会员口述杭州民建历史》影像资料,口述视频资料也将通过杭州民建网站点播,文字整理稿通过《杭州民建》会刊摘登。